Originally posted by 花泪 at 2006-11-9 08:23 PM:
刚刚听了“雾锁南洋”。不过我印象深一点的是“红头巾”，有知道的吗？
这个俺还真没听过，
上网搜索了一下——
陈淑桦·《红头巾》
红头巾
陈淑桦
轻轻的一声祝福
秋风送我上征途
回首前尘
望断天涯
故乡在那云深不知处
朝朝暮暮风和雨
岁岁年年云和雾
背负千斤般艰难抬脚步
踏遍世间不平路
她那飘泊的步伐
印在荒凉的大路边
抹去泪水
站我家园
离开茫茫沧海变桑田
一句真情心相牵
一起等待艳阳天
两鬓间风霜回头已百年
迎得广厦千万间
两鬓间风霜回头已百年
迎得广厦千万间
记忆里的歌。
大概是小学的时候，新加坡电视剧在那个年代热播。从《红头巾》、《雾锁南洋》、《怒海萍踪》、《戏班》、《人在旅途》、《不老的传说》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等等等。许多内容早就记不住，似乎连故事情节也是黑白的，至于是谁演的，就更没有印象了。能留下的，是它们的片尾主题曲。
依稀记起的，这些电视剧时代背景很多要么是清末，要么是在30-80年代。当时新加坡立国并不久，这些电视剧从某些方面很好的反映了在南洋的华侨们生活的艰辛和经他们手中创造出的繁荣。
一个时代总有一些标志性的缩影，会让人们久久无法遗忘。能从记忆里翻出这首歌，大概也就能留住一些值得保留的东西。
2005年10月13日，星期四
2005年10月13日23:10 关于红头巾 [补记]
电视剧《红头巾》说的是在上世纪30至70年代，广东三水县妇女漂洋过海，在新加坡从事建筑的一段历史。在新加坡建筑业中三水红头巾妇女扮演重要的角色。早年她们从唐山带过来一个陶瓷枕头，一张自己缝的被，身着自己缝的蓝碎花衣、黑裤 ---- 红头巾生命中最亲密的物件，构成她们晚年鲜明的形象。
在上个世纪初至解放前的几十年间，从广东三水前往新加坡等地从事建筑行业的妇女“红头巾”数以万计。但具体数量难以统计。目前仍留在新加坡的“红头巾”约有100多人，自1949年解放后，再也没有三水妇女下南洋了，因此红头巾多数已是八九十岁高龄，六七十岁的已经很少了。
三水女工都戴红头巾一块浆硬了的红布摺成方形的帽子戴在头上，用以遮太阳挡雨，又可防止尘粉玷污发髻。每当晨光微曦，头包红巾，身着蓝衫黑裤、脚穿用旧轮胎自制成“皮屐”的三水妇女，用一根扁担挑着砂石、砖块，在工地上攀高爬低，从清晨7点忙到傍晚5点，这是当年她们的标准装束。
由于她们穿戴颜色划一，尤其头上红巾别具特色，引人注目，故人们都叫她们做“红头巾”，久而久之，便成了三水妇女的代名词。
据新加坡华裔馆展览会顾问陈来华先生向记者介绍，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女工包头巾是有籍贯区别的。在本地干粗活建筑工作的，一般来自三水及广东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等地。其中的中邑客家女工在劳作时头戴的是蓝色头巾；而来自清远的妇女则是穿着以浅蓝色为底、印有白色小圆圈波点图案的服饰；建筑女工的三水人包四方形红头巾。许多来自其它地方的人，多是随便戴个头巾遮一遮，并不像三水女工那样讲究。之所以统一戴上红头巾，是为了让老乡之间能够一眼识别，互相之间容易有个照应。
“红头巾”所戴的红头巾，是工作时用于遮灰遮阳的。到现在，红头巾成为了这些老人们应邀参加各种庆典活动时的标志性饰物。但老人们在跟记者谈到那块头巾时，感情可谓颇为复杂。90岁的麦美玉老人说，当年她们在劳动时，有西洋人看到她们戴的红头巾，会上来给在工作中的她们拍照。很多老人的红头巾在辗转颠沛中遗失了，而本人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惜。而98岁的卢亚二老人后来就再也不肯戴红头巾，哪怕是在出席纪念活动的场合。
红头巾的辛酸这些到新加坡谋生的妇女，比男的逃生更为不幸。当年的红头巾都有着类似的命运：嫁人之后，丈夫或是早亡，或是不思上进，女人无法谋生，迫于无奈与姐妹们相约，跟“水客”（带人下南洋的向导）远走他乡寻口饭吃。到新加坡谋生的三水妇女，多数是靠“水客”带路并垫支“水脚”（盘费）的，以后在做工收入中逐月扣还。
跟顺德“自梳女”不同，明知婚姻不一定能摆脱苦难，相反的可能是另一重苦难的开始，三水妇女还是早早就出嫁，因为不嫁将被娘家村里的人看不起。即使未婚，家乡已有指定婚配的女子，到南洋后也要以“生鸡（公鸡）拜堂”完婚，所以绝大多数红头巾都是已婚妇女。这些已婚的红头巾都是无法在夫家生活下去而出洋的。还有一些三水妇女，是为了挣脱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而南渡的，一些则是丈夫早逝，生活没了依靠不得不南来。不管什么原因离乡背井，这些三水妇女南来后并没获得真正的解脱。
为夫家为娘家任劳任怨到了新加坡之后，无亲友可投靠的，多由“水客”带到大坡牛车水，这里是三水人聚居的地方，尤其是盒巴珍珠街（人们习惯称作豆腐街），恰如一条三水村落。凡从“唐山”（指中国大陆）初来的新客，都会得到像亲人一般的接待。
单身的妇女到此后，多数是几个人合租一个房间，挤住在地板上或木架床上，白天，她们有的到工厂去做剪除橡胶片上杂质的工作，每日工资4角钱左右（当时一天伙食费用约1角钱）。大多数人则到建筑工地做泥水杂工，搓灰沙、担砖块、搬木料，10多层高的建筑物一样要用双肩把材料挑上去，劳动强度很大。一天劳累10个小时，名义上有工资七、八角，但因为工程是分类、分层承包的，每分多一层，就多了一重剥削，结果实际得到的只有五、六角钱。有时包工头还无理拖延支付，甚至卷款潜逃，可怜女工也就白流了血汗。由于三水妇女都来自贫穷的农村，一心要挣钱回乡养家，且又具有勤劳俭朴的美德，故受欺剥，仍拼命劳动，从不偷懒。所以凡建筑包工头都争相雇佣。每天晚上，包工头就来到豆腐街招工。晚晚如是，豆腐街也就成了劳务市场。
为了多挣些钱积蓄下来，“红头巾”们每天早上4点多钟便起床做饭梳洗，5点多钟就提着装盛午饭的篮子出门上工地。直到夕阳西下，夜幕低垂的时分，才拖着疲乏的身躯，迈着蹒跚的步伐返回鸽笼似的住处。
晚饭后，她们有些人还将白天在工地上捡来的废木料拿到街上当柴卖，有些人到市场捡烂菜叶作第二天的饭菜；更多的人则匆匆赶去豆腐街“企市”（站着等招工），等候包工头雇佣或希望找个多点工钱的工作。
据《三水妇女志》记载，红头巾老人们回忆辛酸的岁月，会唱起当年唱过的“叹歌”（三水北部地区的一种方言歌曲，也叫“叹命”）：“十个过洋，九个苦命，若非苦命，也因家贫。”“到了南洋六个月，不思茶饭半年长。”这全是三水妇女飘零异国时内心真实的呼号。
新加坡摄影家郭尚德先生为了让国人认识“红头巾”这群“小人物”，从50年代起开始锲而不舍地“追踪”拍摄这些三水女工劳动和生活的照片。1986年4月27至5月4日，新加坡《新明日报》和牛车水联络所摄影俱乐部联合举办了郭的专题摄影展《红头巾生活》，展出了照片40多幅。展览在牛车水商业中心举行。新加坡广播电视局也专门拍摄一部名为《红头巾》的电视连续剧以示纪念。在1980年至1999年新加坡收视率最高国产电视剧排名，1986年拍摄的《红头巾》以占新加坡总人口39.40%的收看率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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