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民歌运动
六十年代的台湾乐坛由于版权法的不健全,很多唱片公司可以随意翻版国外的唱片,真正投资本土音乐的人在当时少之又少。60年代初,台湾当局全面禁止并管制台语歌谣,使得本土音乐发展归于停滞的边缘。年轻一代已日益习惯于聆听外来旋律,本土文化的印记已经渐渐在外来文化面前磨灭殆尽。60年代末期,台湾乐坛上涌现了一批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词曲刨作者,最为著名的当属庄奴与左宏元。他们对于本土原创作品的关注和努力,在当时倍受音乐界的瞩目。本土创作上的起步,带动了一批歌手的发展,姚苏蓉、邓丽君、凤飞飞、甄妮、崔苔菁都是当年风光一时的歌手。此外像当时集创作演唱于一身的刘家昌更是备受歌迷们的喜爱。《云河》、《月满西楼》、《爱的路上千万里》均是当时深植人心的佳作。
虽然本土创作有了起色,但国语歌在形式上依旧无所突破。灯红酒绿、浪子心声、酒廓怨妇仍然是当时创作的主题。所以在无奈之余,70年代初乐坛上依旧流行翻唱西洋歌曲风,像黄露仪(黄莺莺)、苏芮均是当年翻唱中的佼佼者。1976年的冬天,归台的青年画家李双泽在一次演唱会上,向观众席上投掷可口可乐,并激愤地喊出唱自己的歌。很多的人以此作为台湾民歌运动的开端。同年,一个叫杨弦的年轻人以其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在国语乐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作品在词方面,大量采用了当年颇受欢迎的现代诗人余光中的诗作。为了能更突出作品的现代感,杨弦借鉴了大量的西洋乐器在作品中,并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国语作品陈旧的刻板主题,使得作品更加简单平实、朗朗上口,融汇出一种全新的台湾国语民谣形式。这些作品当时通过在各大民歌餐厅演唱,深受歌迷们的喜爱。1976年,杨弦、胡德夫、李双泽三人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新作发布会。会上所推出的几首新作均被收录于杨弦的首张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中,这张专辑也正式标志着台湾民歌运动的开端。由于当年台湾当局所实行的戒严令,任何新鲜事物必然会受到来自保守势力的束缚与责难。专辑推出后,虽然受到了歌迷们的肯定,但同时也受到了许多音乐保守人士的指责,在社会上引起了空前的争论风潮。当时各大报刊乃至学校纷纷举办各项活动,来探讨这种被杨弦标榜为中国现代民歌的音乐风潮。有人甚至指出:这种歌既不中国也不现代,更不是民歌。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对原有音乐的创新。对于这场七十年代中期的音乐风潮而言,杨弦是一个开始,在他的影晌下有更多的对音乐抱有责任感的青年,纷纷投身于民歌的创作中,涌现出了侯德健、罗大佑、叶佳修等一大批极为出色的音乐人。
真正使得民歌在社会大众中蔚然成风的,恐帕还要归功于1977年--1980年所举办的四届金韵奖民歌大赛。1977年新格唱片举办的第一届金韵奖青年歌谣大赛在台北诞生,从而使得更多的年轻人得以参与到流行音乐的改造中,加之新格公司所推出的一系列金韵奖合辑,迅速扩大了民歌运动的波及面。愈演愈烈的民歌创作风,在当时的校园中尤为突出: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抱着吉它轻声弹唱,成为七十年代末台湾校园中的一个缩影。《再别康桥》、《雨中即景》、《阿美、阿美》、《兰花草》、《南坪晚钟》等歌曲,都曾在校园中风靡一时。
新格是民歌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唱片公司。七十年代初,当一般唱片业者并未意识到民歌已日渐成为一种音乐发展方向时,新格是首家通过商业方式包装、发行、宣传民歌的唱片公司。齐豫1978年参加金韵奖大赛,立即被新格招至旗下。1979年推出的首张专辑《橄榄树》,在当时,齐豫得天独厚的嗓音,独特的诠释方式,均表现出与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专辑的制作人李泰祥亦是流行乐坛上的独树一帜,他与齐豫的合作,在民歌时代创造出一派全新的唯美艺术派曲风发展万向。1980年,李建复在新格旗下所推出的专辑《龙的传人》,把新格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顶峰。1979年底,由于中美建交,加之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台湾 政府急切地寻找一种方式来安抚社会上一片紧张的气氛。1979年底,当时著名的词曲作者侯德健创作出了歌曲《龙的传人》,当他在演唱会上首次发表这首作品时就受到了乐迷和官方极大的重视。所以,歌曲自降生 那一刻起就被镀造了一个政治的光环,从而形成了由官方一手操办的流行风潮。一时,各大传媒争相播放,甚至中影都拿它做电影主题曲。但不久后,随着歌曲作者候德健的叛逃,作品旋即被通牒为禁歌。除了上面提到的齐豫、李建复的作品外,包美圣、杨耀东、王海玲、王梦麟、施孝荣、郑怡、马宜中、王新莲、木吉它合唱团等歌手,均在民歌运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当时,除了上述的新格海山外,以歌林为代表的一批小型公司也纷纷致力于民歌歌手的发掘。歌林捧红的凤飞飞,芮河推出的陈淑桦,宝丽金的刘文正、综一的黄仲昆、王振敬股份公司的费玉清,以及陈芬兰等都在民歌时代有着极大的影响。
七十年代,台湾的台语乐坛出现了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歌手--陈达。他致力于台湾传统歌摇的发掘,突出作品的乡土气息,并把现代民歌的机制引入到台语作品中。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由他创作的一曲《思想起》。但这种风气无疑与乐坛的流行趋势相去甚远,因而并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陈达在七十年代曾两次去台北,第一次树立了他文化标本的地位,第二次却被当作浪人关进了游民收容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