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陈寅恪（一**○——一九六九），江西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先後就读於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二五年受聘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回国任教。後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组主任及故宫博物院理事等，其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三七年“芦沟桥 事变”後挈全家离北平南行，先後任教於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一九三九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通讯院士。一九四二年後为教育部聘任教授。一九四六年回清华大学任教。一九四八年南迁广州，任岭南大学教授，一九五二年後为中山大学教授。一九五五年後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P>
<P> 勤励教学，桃李天下</P>
<P>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P>
<P> 陈寅恪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认真负责，极少旷课，有人听他讲课四年，从未见过他请过假。讲课虽多平铺直叙，但听课者并不感到枯燥。</P>
<P> 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 </P>
<P> “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据有关文章介绍，前些年在广东召开的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上有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专家、学者、著名教授7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他的学生。北京大学王承兴、邓厂铭、周一良；中山大学胡守为、王季思、黄萱、姜伯勤、林亚杰；武汉大学石杰、李函；中央民族学院王仲翰、天津社会科学院卞新，广东社科院金应照，安徽师大万绳南，兰州大学陈庆夫，美国华裔教授汪荣祖等。还有其他许多校内外听他讲课的史学界学者，不计其数。</P>
<P> 严谨治学，著作等身</P>
<P> 陈寅恪祖籍我县桃里竹段村，是清末维新派著名人士、官至巡抚的陈宝箴之孙，清末同光体诗派代表、近代爱国诗人陈三立第三子。1890年，陈寅恪出生在湖南长沙周南女中唐刘蜕故宅，因这一年属虎，故名“寅恪”。</P>
<P> 陈寅恪是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大学教授，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他少年好学、聪慧过人，13岁便出国求学，17岁回国考入复旦大学。尔后又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德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研究院。学成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等地执教，曾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和“部聘教授”，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英国牛津大学授于他“英国皇家研究院研究员”称号。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陈寅恪的一生是艰苦奋斗、严谨治学的一生，近80个春秋，求学30寒暑，执教45年，桃李满天下。教书之余勤于学术研究。直至双日失明，右膑骨折，仍坚持教学与研究，生平著作甚丰，并有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为后一代史学研究者提供了典范。</P>
<P> 陈寅恪通晓英、法、俄、日、德等11国14种文字。对史学、文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都有精深的研究。尤其对史学造诣更深。对梵文、突劂文、西夏文、满文的佛教经典，也都很熟悉。旧体诗词功底深厚。史学界称其为“一代文史大师”。</P>
<P>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陈寅恪在研究隋唐史提出的“关陇集团”的概念，给学者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夏周、隋代至初唐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是引导后学研究隋唐史入门的蹊经。《关陇集团》的论述，在日本学术界己经常识化了。</P>
<P>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P>
<P> 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他所著80余五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拴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廉益的观点，使人耳日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P>
<P>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世人认为宗教与政治是不同物，两者不可参与宗教有密切关系。</P>
<P> 陈寅格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P>
<P> 对藏学、突劂学研究，他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P>
<P> 陈寅恪在研究与著述上的几项突出的成就与贡献，众口皆碑，史学称其“才、学、识、德”兼备，特别是他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令世人惊叹敬佩。</P>
<P> 陈寅恪平生的心愿是想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但他一生处于战祸频繁，生活极难安定的年代，晚年又目盲足胰，以致未能完成宿取。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P>
<P> 品行高洁，举世垂范 </P>
<P> 陈寅恪被誉为“中国史学界泰斗”，他高尚的人品、杰出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外著名学者的尊敬和称赞。</P>
<P> 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党和国家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P>
<P> 1959年，陈毅副总理偕夫人张茜到中山大学看望他，与他讨论《世说新语》一书的有关问题。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周扬看望他，和他商讨有关教育问题。</P>
<P>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信请他赴京工作；第二年又派人迎接他就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周培源等也都劝他进京工作。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对他非常尊崇，不但到中山大学与他访谈，还多方面给予他生活上的优遇。</P>
<P> 1963年，胡乔木特地到中山大学看望他，关心他的旧稿重印事宜。还说，在清华学院时，可惜没有机会听陈寅恪讲课，深感遗憾。</P>
<P> 陈寅恪的学术论著不但在中国有人去研读，在国外也备受推崇。</P>
<P> 日本近年刊行的《中国研究史人门》已将陈寅恪所著《魏晋南北朝史略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列入必读课；《亚细亚历史研究大门》也有类似说明，可见其普及之广与受重视程度之深。</P>
<P>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又如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P>
<P>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P>
<P> 有一位学者这样称赞道：在我心目中，陈寅恪是一位通儒，通儒有别于专家学者。今日环顾中外，专家学者比比皆是，而通儒绝鲜。他又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这包括他所有的人文品质与人文素养，他在人文学中，已达通儒的境界。而其人品，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令人有“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感概。 </P>
[ 本帖最后由 力量与美 于 2007-12-31 13:48 编辑 ] |
发表于 2006-5-14 04:5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