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从邓丽君到张惠妹——歌声与时代的故事(李珊)
翻开两岸歌声交流史,每一代成功的歌手、每首风靡流行歌曲的背
后,都诉说了一个时代的渴望。
说台湾的流行文化是大陆思想启蒙的推手,可能有点自我膨胀,但
一位大陆文化人说,“港台电视、电影、流行歌是大陆文革后一般大众
对外来文化认识的主要通道,”可是一点儿也不夸张。
台湾文化人南方朔则说,流行歌十多年来早已统一两岸了。
从七○年代末邓丽君风靡大陆全地,到去年张惠妹热潮在两岸关系
陷入低迷时,仍在大陆各地沸腾延烧;跨越千禧之际,港台歌手更是频
频炒热大陆演出市场……台湾流行歌有何魅力,能在大陆引领风骚二十
年?而在这变化剧烈的年代中,又唱出了什么样的时代心声?
两千年伊始,走在北京或上海街头,让人有时空错置的感觉,抬头
可以看见张惠妹喝可乐,低头则看到范晓萱手拿电子辞典的广告,走进
速食店,“蟑螂”兄妹的歌曲萦绕耳边,两岸人们的生活样貌如此接
近?
即便是去年“两国论”燃烧两岸,火焰正炙之际。
8月29日深夜昆明拓东体育场外,张惠妹《妹力99演唱会》散
场,人群像河水般流向四面八方,细雨暂歇,但是人们的情绪仍然回荡
在歌声热情中,一位衣着时髦的女孩说:“太棒了,阿妹有种神秘感,
说不出来,全中国就她一个这么唱的,她的劲歌我忒喜欢。”
那是张惠妹去年八月初起巡回大陆六场个人演唱会的最后一场,之
前的北京、上海、广州,所到之处无不引起歌迷热情回应,北京的媒体
说,张惠妹放肆的高歌和情不自禁的呐喊唱出了这个时代的粗糙、直率
和无所畏惧。
天生的音质之外,反应时代的心声和渴望是张惠妹成功的关键,翻
开两岸歌声交流史,每一代成功的歌手、每首风靡流行歌曲的背后,也
都诉说了一个时代的渴望。
邓丽君滋润枯竭心灵
二十年前的邓丽君拉开了两岸人民情感交流的第一幕。1978
年,大陆正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那时候流行歌完全不被官方主流价
值接受,形象是违反社会道德、很低级的,”北京乐评人王晓峰说,电
影里小痞子的标志不是提着收录音机放流行歌招摇过市,便是跳Disco。
然而,时代的潮流难以遏止,文革禁锢了十年的社会心灵,早已对
“为政治服务”的革命样板歌曲失去兴趣,一些有海外关系的民众把邓
丽君的歌曲带进了大陆,邓细致温柔的歌声、一首首诉说亲情、爱情、
思乡或感叹人生际遇的歌曲,让十亿人民拾回了丧失已久的自然情感。
在没有音象店可以买卡带、“风花雪月”类的歌曲根本不被正统媒
体播放的年代,人们靠着那时一种单卡的“砖头录音机”一再转录她的
歌曲,一两年内传遍大江南北。
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早为官方反感,在“何日君再来”后,终于
遭到禁唱待遇。然而,就像当时厌倦了单调“蓝蚂蚁”军便服的青年男
女,纷纷改穿喇叭裤、留长发,虽然被视为奇装异服,迭遭剪裤管、禁
入政府大门的待遇,但是喇叭裤愈禁愈兴。人们在歌咏大会上虽高唱
“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但是回了家仍
然独锺邓丽君的歌曲。
“四九年共产党进城后一刀切断了所有的市民文化,”《北京日
报》文化部副主任、文化评论人解玺璋说,解放后戏曲、说唱被禁;畅
销小说作家如还珠楼主、张恨水等下场凄惨,再经历文革十年,内地的
通俗文艺几乎全被清理掉了。“真正的恢复是七九年港台文化进入
后,”他解释为何港台文化的亲和性特别强,是因为“与市民内心深处
积累的文化经验一拍即合”。
邓丽君的魅力像涟漪般散开,开始对大陆音乐圈的专业人士发生影
响。大陆长年以西方古典音乐为主流,民族音乐为次,音乐工作者对三
○年代以降上海流行歌曲不屑一顾。小邓流行后,文革时期唱惯了革命
样板歌曲的文艺团体发现“歌也可以这样唱”。1979年,中央歌舞
团唱湖南花鼓戏的著名艺人李谷一第一次以邓丽君的气声方式唱出《乡
恋》,打破了长久以来民族、美声的传统歌唱方法,遭到相当多批判,
但却大受欢迎,随后朱逢博、程琳等文艺团体的成员都起而效尤。
“校园民歌”吹皱一池春水
八○年代前半期,台湾的校园民歌陆续传入大陆,荡漾出第二波广
泛的涟漪。与邓丽君现象不同的是,这一波以罗大佑及校园民歌为代表
的流行歌曲,更深深打动了年轻学子的心灵。
“八○年代前五年社会上的变化特别有意思,”大陆资深乐评人金
兆钧指出,在文革、反右的质疑浪潮后,知识份子发现中国的问题,不
只是共产党的、阶段性的,应宏观检讨整个民族及历史文化的问题,文
化热潮铺天盖地,译介西方美学、哲学思潮蔚为风尚。反映在文学界的
伤痕文学、五七文学、改革文学一路发展,美学上则从星星画展、波普
热到现代艺术一路沸沸扬扬。
“那个时候我们理想特别强,虽然不成熟,也常常会想能为国家做
些什么?”王晓峰说,罗大佑歌词中对社会的批判,站在整个民族情感
立场上写的歌,自然对青年产生相当的撞击和共鸣。几乎大陆三十岁以
上的人少有不对罗大佑竖起拇指的。现任北京喜洋洋文化公司总经理的
陈梓秋自称“拒绝肤浅的一代”,他就表示大学时期受罗大佑的影响很
大,“他的深刻、生命力让人佩服。”
另一方面,“校园歌曲回归自然的清新风格、纯粹的音乐,让文革
中成长的一代重拾失去的自我、失去的自然,”金兆钧说,《橄榄
树》、《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勾勒出令人心神向往的新香格
里拉,风靡那代青年学生。
有趣的是,在主流价值对“流行音乐”还很有争议的八○年代初,
台湾校园歌曲的进入,却向一批从小学习古典音乐、民族音乐的爱乐青
年开启了另一扇窗,“人们终于明白流行音乐的形式不过是一个载体,
这一形式本身并不等同于‘靡靡之音’或是‘没落腐朽’,”金兆钧在
1996年发表的《歌坛十年故事》一文中指出,崔健、王彦军、吴海
岗、李海鹰等日后执大陆流行音乐界牛耳的人物,“从当时的港台歌曲
中,特别是校园歌曲中意识到:流行音乐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他
们可以大有作为。”
就像台湾唱片业的发展历程,最早唱片业多以英文翻版唱片为大
宗,只是在大陆,翻唱的对象变成台湾歌曲。这便是八○年代初兴起的
“扒带子”风潮。“唱片业飞速膨胀,太平洋影音公司一年居然销售了
八百万盘磁带,在八○年代初期的生活水平下,一盘5.5元的高价,
这个数字太惊人了,”金兆钧说。
“西北风”反攻
八○年代后半期,港台多元曲风和庞大的流行乐市场终于催发了大
陆本土的第一批流行音乐。1987年前后,由一群拥有正统音乐背景
的词曲人领军,创作出多首迥异于台港乐风的雄浑、豪迈、融合北方民
歌旋律及摇滚编曲,充满批判精神的歌曲,如《信天游》、《黄土高
坡》等,一夕红遍大江南北,被统称为“西北风”。同期的崔健更以摇
滚呐喊的唱腔,在“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中一鸣惊人,他的
《一无所有》自此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当时写
下了广为流传的名言:“自从有了崔健的《一无所有》,中国的流行音
乐将不再一无所有。”
金兆钧指出,不论是《信天游》的无奈、《一无所有》的呐喊、
《我热恋的故乡》的批判精神,共同点都具有沈重、忧国忧民的基调,
反映了自八○年代以降社会上反省历史文化的时代心情。如同知识界酝
酿出《河殇》,一般大众则从传唱西北风歌曲中得到抒发。87到89
年大陆本土的创作和歌手演唱风行草偃,刻意与港台划清界线。
苏芮和齐秦
即便在西北风盛行期间,台湾流行歌曲并未全然退下舞台,198
7年底台湾开放大陆探亲,随着返乡人潮,及大陆官方正式核可引进版
音乐带进入,苏芮和齐秦先后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苏芮的歌声早在87年随电影《搭错车》进入大陆,《一样的月
光》、《酒干倘卖无?》的人文气息首先感动了思想前卫的青年学生,
进而受到大众欢迎,历数年不衰。最重要的是,苏芮豪放、呐喊的唱腔
颠覆了多年来邓丽君温柔细致特质一统天下的局面,开拓了演唱方式的
新声,“许多有潜质的女歌手,如那英、杭天琪、范琳琳等都是以她为
仿效目标,”王晓峰说。
齐秦则是在八七年“狼”系列专辑进入大陆后,短短数月便以燎原
之势席卷大江南北,就像十年前的邓丽君。“台湾最有影响的歌手分为
三代,邓丽君、刘文正是第一代,罗大佑第二代,再来就是齐秦。”
《中国百老汇》杂志副主编丁宁认为像他们二十三到二十八岁这代,受
齐秦影响最深。“他给我们的影响不只是听歌的乐趣,而是人生观
的”,“我一个人在风中独来独往”的孤高、自信,让青春年少的他十
分向往,业余仍创作的丁宁常以齐秦为努力目标。
“齐秦的叛逆与罗大佑建立在历史上的叛逆不同,”王晓峰指出,
齐秦鲜明的个人风格,提供了当时年轻人勇于展示自我的力量,因此赢
得广大的共鸣。丁宁清楚记得齐秦第一次在北京开演唱会的情景,“那
时北京冬天流行戴长长的白色围脖,当演唱会结束,齐秦要离去时,看
台上的女生几乎都要晕过去,一整排人都把围脖垂下去,希望能让齐秦
摸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