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由页
2002年11月的波士顿少雨，北岛来的那两天，却一直下雨。第一天，他带把黑色折叠伞，提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了要送我的两本诗集。第二天正式采访，他提个黑色帆布包。
我们的谈话从上午11：30到下午4:30，过程如下：哈佛广场，先在一家印度餐厅，北岛喝了两杯咖啡，我抽烟、喝白开水，直到两盘磁带用完、烟抽光；再到中国饭馆吃午餐，那里的麻婆豆腐半温不热，我想给退了，至少得热热，被北岛拦住；再胡乱选一间酒吧，开始喝红酒，他点了Merlot，很好。5点，北岛和他的诗歌编辑去看电影，我觉得筋疲力尽，坐地铁回家的路上睡着了。
然后是艰苦地整理录音。好多次，我关掉录音机，躲得远远的，不想再碰那些郁闷的谈话，不想再听北岛缓慢、平静、柔和的声音，不想再听他回忆和女儿的分离、北欧的长夜寒冬，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默和沉默背后酒吧里错乱的英语和音乐。快进快进，我使劲按住录音机。可是，除了问这些伤感而不切实际的问题以外，我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话题。一个热爱诗歌的中国记者，一个中国最有名的诗人，在远离汉语的某个地方没完没了地生活着，然后遇见，并相信诗是不能谈的，那么，除了彼此厌倦，还能怎样？
录音机里，北岛温和地、强打精神地问：还有多少问题呀？说了这么久！我抱怨：谁让你说话那么慢！当我说：“我的问题完了。”他马上如释重负地接嘴：“可以谈点轻松的了，这简直是互相折磨。”
北岛应该是个有趣的人，读他的文章我常常笑出声，可这篇温吞的访谈作出来却没让他出彩。我想，主要是怪我的问题无趣，其次，他虽有魅力的嗓音，但确实不太会表达自己。也许如他所说“现在更关注自己的内心历程”，也许现实生活中的北岛就是这样的平和内敛。
·诗歌正成为一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
记者：前不久，你获得阿格那国际诗歌奖(International Poetry Argana Award)，也是你的诗歌第一次翻译成阿拉伯语，据我所知，中国诗歌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很少，请谈一下这个奖的情况。
北岛：这个奖是由摩洛哥诗歌之家，即卡萨布兰卡国际诗歌节的组织者颁发的。诗歌节从96年开始办，每两年一次。今年是他们首次设奖，以后随诗歌节一起，每两年颁发一次。Argana是一种只在摩洛哥才有的树，乍看像橄榄树。
记者：他们为什么选中你？
北岛：我也不知道。按授奖词的说法是颁给其独创性得到国际公认的诗人。我想一个诗歌奖除了是对诗人创作的肯定外，主要是强调诗歌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如果诗人只是得点名得点钱，没什么意义。在这个充满暴力的时代，诗歌可以传递另一种信息。帕斯说过，诗歌是除了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宗教和革命都充满暴力色彩，而诗歌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可以拆除种族文化之间的樊篱。
记者：你得了不少国际奖，怎么看待这些奖？
北岛：首先，作家不会因为得奖不高兴，这当然是种荣誉。但荣誉也可能是个圈套，自己可别往里钻。写作不因为得奖而变得重要，也不因为不得奖而变得不重要。
记者：也包括诺贝尔奖？因为你曾是中国呼声最高的候选人。
北岛：对。诺贝尔奖只不过是18个人选出来的一个奖，奖金多点，名声大些，它只代表18个人的看法，而且被种种因素所左右。诺贝尔奖的重要性也许是对非商业化文学的推崇，至少每年有一天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存在，但随后商业化对获奖者的利用，也多少消解了它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百年情结，所以有中国人得奖挺好，让大家解了这个结。
记者：你在摩洛哥的受奖发言中提到，“诗歌正在成为中产阶级的饭后甜点，是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北岛：从50年代末至今，美国大批诗人进入大学教写作，诗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生活有了保障，渐渐变成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想象力变得贫乏苍白。对于学生来说，写作本来需要原始冲动，是反对权威的，现在他们得紧跟随教授才行，写诗变成了个生产过程，好像诗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诗人也是可以被制造的。由于这种误导，产生了众多平庸的诗人，因为没什么好写的，大家开始讲故事。现在美国诗歌主流叫做叙事性诗歌(Narrative Poetry)，那甚至也不是故事，只是些日常琐事，絮絮叨叨，跟北京街头老大妈聊天没什么区别。
记者：你不喜欢关注生活细节、来自日常生活题材的诗歌，对吗？
北岛：不一定在于写什么，而是在于怎么写。生活细节也好，宏大题材也好，很多东西都可以入诗。但诗得有激情和想象力，得有说不清的力量和让人晕眩的东西。
现在国内的一些诗人也在写类似的“叙事性诗歌”，这些诗人里包括以前的“第三代”和现在的所谓“第四代”。
中国的诗歌现状和美国的还是不太一样。一方面，中国诗歌的这种倾向,多少也和中产阶级化的社会转型有关；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影响的焦虑”，即第三代诗歌要避开“今天派”的影响，另寻出路。美国诗歌专业化后，有点像我们的作协，对创作没好处。虽然美国诗歌中有不同声音，比如“垮掉一代”、“黑山派”和“纽约诗派”，但其主流诗歌是非常保守的。
记者：评价一下第三代诗人。
北岛：第三代中有不少出色的诗人。不像我们那样，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作为文化革命后成长的一代，他们没有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负担。他们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尝试，比如试图建立和中国古代文体的对话关系，比如张?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苏州记事一年”，都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作品。我在美国大学用这些诗作教材。
记者：你对第三代的描述，让我想起第三代们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界定和争议。
北岛：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没什么意义，是诗人之间争夺话语权的结果。你说柏桦是民间的还是知识分子的？很难界定。我不想让这个话题进入今天的谈话。依我看，大家先把诗写好了再说。
80年代的中国，很多人写诗，诗人地位很高，现在少有人读诗，承认自己是诗人会被笑话。前段时间成都的一些人，大概想复兴诗歌，把诗贴在公共汽车上，让它们满街跑。我一直在想，诗和社会之间，怎样的关系才算和谐。
帕斯说过，读诗的人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在读。中国的知识分子圈里，还是有人在读诗，这就很重要。中国走了两个极端。八十年代初，诗歌过热，一是正好处于话语转变期，年轻人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方式；二是由于错觉，以为人人都可以当诗人。到现在倒好，没人读诗了，很多诗人放弃写作。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业化败了诗歌的火，因为商业化更急功近利。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热闹相比，也许目前诗歌的处境更真实。
记者：怎么评价国内的诗歌现状？
北岛：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了，没资格说三道四。总的印象是中国的诗歌处于低潮，这和中国新诗的灾难性历史以及脆弱特质有关，也和突如其来的商业化压力有关。所谓低潮高潮必须有参照系。我的参照系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是世界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产生了很多大师。那时的战争、离别、痛苦，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苦难的艺术。自50年代后，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这并非意味着苦难不复存在，而是人们不愿再正视它，越来越繁荣的电视等声像媒体，正迎合甚至创造了这种心理。文字退居次要地位。这不仅仅是中国诗歌的问题。
那像我们这些喜欢读诗、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不是很悲观？
你可以往后看，读上个世纪那些大师的作品。阅读没有时间性。我就从来不鼓励我的学生读美国当代诗歌，离他们的现实太近，是有害的，很容易重蹈复辙。
记者：你向学生推荐哪些诗人？
北岛：俄国的曼杰斯塔姆(Mandelstam)，英国的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德国的特拉克尔(Georg Trakl)和鲍尔.策兰(Paul Celan)，西班牙的洛尔迦(Garcia Lorca)和瓦耶霍(Cesar Vallejo)等，读这些大师的作品才知道诗的高度在哪里。我不认为诗歌总是在进步，某一时期它会产生巨大的倒退。
·语言上的忠诚和文化上的反叛，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记者：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
发表于 2006-1-18 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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