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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见到顾彬先生这天,他刚好完成了《中国戏曲史》。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于是我们小酌了几杯。新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发表,顾彬每天都有采访,问他怕不怕说错话,他说不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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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face=楷体_GB2312>您的新书题目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个“二十世纪”的概念用的是陈平原、黄子平提出的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一个整体、打通现当代文学,还是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FONT></P>
<P>  <STRONG>顾:</STRONG>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现代性的问题,到了三十年代之后,现代作家发现他们原来主张的个人主义不一定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社会、国家、个人的问题。他们觉得西方非常崇拜的“自我”,要实现起来很困难,于是他们想回到集体去。我给你举个例子,何其芳、臧克家在三十年代还是写了不少了不起的诗,都有“我们应该把自我埋葬”之类的说法。他们把个人的自我埋葬以后,参加了**,1942年以后的何其芳一篇好作品都没有,他完全牺牲了自己的才能。以前人经常说因为**的原因,中国的现代文学完了,但现在我觉得不应该老把原因归结在**上,中国作家本身也有责任,但他们不敢面对他们的责任,特别喜欢怪别人、怪时代。1979年以后的文学发展又回到了现代性,这是没有异议的,但还是有不少作家在面对欧洲式的个人主义有困难,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莫言、余华这批人回到了用章回方式去写小说。西方作家如果写小说,会集中写一个人的灵魂或者其他细节的东西,主人公不会很多,可能一两人就够,也可能主角根本不是人,比如一个有名的瑞士女作家专门写了关于一个苹果的书,然后把她妈妈的故事放进去,所以她的小说只有两个对象,一个是苹果,一个是妈妈。但如果换作是莫言的话,肯定会写几百个人。</P><!--新增加推荐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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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陈平原、陈思和他们的书都是我写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基础,如果我们从**的角度看,他们提出的“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概念有道理,因为不少作家在1949年以前就开始用他们以后也用的写作方法,也就是说,他们不想再把西方式的主人公放在某个故事的中心,而是从社会、工人、农民来看问题,比如巴金的《沙丁》,主人公是工人;赵树理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小说在1949年前后有类似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平原和陈思和的态度是对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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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face=楷体_GB2312>您的书里提到的都是现代作品,如果题目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话,您几乎没有处理那些在五四时期仍然有很多读者的文言小说。</FONT></P>
<P>  <STRONG>顾:</STRONG>我提到了一些,但是提得不多。文学史不是辞典,如果你看九十年代中国出版的那些文学史,它们没有<SPAN class=articleLink><A href="http://opinion.hexun.com/" target=_blank><FONT color=#0033ff>评论</FONT></A></SPAN>,也没有线索,只是报道什么时候有什么人什么作品。而我介绍的所有作家都有分析,我用文学评论的方法分析所有的人和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鸳鸯蝴蝶派这类传统小说,不一定是落后的,张恨水我当然会写,他写作的方法比较落后,但他也是爱国主义者,看社会比较清楚透彻,不是那种刻意回避社会问题的人。不过我觉得他用了一种不合适的方法表达他感受到的国家、民族、人的问题。张恨水我写了不少,其他的一些人我只是提了名字,我需要一根红线,这就是现代性和现代性文学,现代性文学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作家应该分析人物、社会,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这样才是独立的;后来,作家不再分析什么人物、社会现象,都按照概念化写作,这就不是现代性的文学。当然我们若是从**角度看问题,态度可能会不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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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ONT face=楷体_GB2312>现代性文学是否在一段时期内断了?</FONT></P>
<P>  <STRONG>顾:</STRONG>对,被破坏过。应该说你们作家自己不要现代性的文学,是你们自己把现代文学结束了,你们的问题是从自己开始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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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face=楷体_GB2312>作家们会为自己辩护,当时的情况……</FONT></P>
<P>  <STRONG>顾:</STRONG>是,但我不同意。每个作家都有责任,这点他们应该承认。当时很少有反对者,比如胡风,结果他倒霉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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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face=楷体_GB2312>那改革开放之后起来的一批作家呢?是不是重新继承了现代性的传统?</FONT></P><!--新增加推荐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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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RONG>顾:</STRONG>八十年代的诗人继承了三四十年代的写法,我举个例子,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比同时代的德国文学进步得多,因为当时纳粹分子不允许德国接受国际文学的潮流,所以德国跟世界文学没什么关系。我们当时是很落后的,而中国当时能够接受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文学作品,一位重要诗人、翻译家戴望舒就把很多法国、西班牙诗歌翻译成了中文。这些翻译都是北岛读过的,所以北岛文学的来源是西班牙朦胧诗,他的基础是中国也可以说是西班牙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要从诗歌的角度来看,北岛这批人继承的是1949年以前的传统。但从小说看,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八十年代有不少小说家都受到了西方小说家的影响,特别是拉美的马尔克斯。我对中国小说家总有一种怀疑,好像他们在模仿别人的风格和作品。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高行健,他所有的话剧都模仿法国、爱尔兰的两位作家的作品,一个是尤奈斯库、一个是贝克特。他做得很聪明,当时也比较成功,但因为他老是模仿,没有自己的创造,所以他不是第一流的作家。他在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学史上会有自己的地位,但绝不是一个大作家。再说其他人,恐怕可以这样说,没有马尔克斯就没有莫言,没有外国先锋文学就没有八十年代末的余华,没有卡夫卡就没有残雪。当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大部分是一种从外文翻成中文的文学,没有什么自己的风格。只要问一个作家他看过什么书,就能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写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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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face=楷体_GB2312>对,查建英说除了阿城没有什么模仿痕迹之外,其余的小说家的创作都可以在西方文学中直接找到模型。</FONT></P>
<P>  <STRONG>顾:</STRONG>你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去年我在澳门开会,阿城也来了,他很老实地告诉我他现在除了剧本什么都不写。我批判这种现象,不过当时的媒体搞错了,我并不反对作家写剧本,但是作家也应该写自己的作品,比方说早上到中午写自己的作品,下午买东西、做饭、养孩子、拥抱妻子,晚上写剧本,这没问题。但阿城现在什么都写不出来,如果一个作家什么都写不出来还是作家吗?我怕他不是作家,是在玩文学。德国作家一旦开始写作就会写一辈子,你看格拉斯八十多岁了还在写,他们一般都有五六十年的创作生命,但现在的中国你能找到这么一个人吗?而且1992年前后很多人下海去了,放弃了所有的文学计划,推翻了原来所有的梦想。一个人为了钱而推翻自己所有的梦想,这样还算作家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阿城的作品我都看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喜欢。我觉得他写得太传统,那种风格我受不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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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face=楷体_GB2312>我们觉得他的小说非常精彩……</FONT></P>
<P>  <STRONG>顾:</STRONG>是有很多人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表达的是一种传统的世界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可以乐、可以幸福,但是我们德国人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态度。纳粹时代太多的德国作家这样做过,比如本恩(Gottfried Benn)是个伟大的诗人,他先跟着纳粹分子走,后来他在部队当医生,一边写诗,外在的世界他根本无所谓,不管,就跟《棋王》里面的主人公一个样。但我们都受到了再教育,知道我们应该面对历史,所以没办法接受《棋王》所传递的信息。中国人可以不面对历史,因为没有人要求你们这样做,但如果我不面对历史,马上会受到批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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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face=楷体_GB2312>您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序言里提出文学史取决于阐释者,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有很多个阐释者和很多种阐释,比如陈思和、夏志清以及您本人,您觉得中国、美国、欧洲的阐释有何不同?</FONT></P>
<P>  <STRONG>顾:</STRONG>有很大的不同。我以前不是汉学家,我搞的是神学、哲学,最后是日耳曼文学。如果你在德国学日耳曼文学,你要学习怎么分析一部作品,如何解释每一行、每个词。可能我是第一个用这样的方法去分析很多中国人还没有分析过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我用客观的方法,但是我的出发点是哲学的问题。中国人的文学史喜欢用报道体,有什么人、作品、倾向,很少加上个人看法,比较小心,因为怕犯错。而现在美国汉学家介绍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常用后现代主义作为基础,但是他们做得太过分,把后现代理论作为武器打击欧洲人,我觉得他们的方法是有问题的。而且他们特别喜欢介绍别人完全没听说过的作家、作品,但我觉得中国大作家的不少作品到现在还分析得不够,比如丁玲、鲁迅、茅盾、梁实秋、萧红等等。另外,我还会提出价值判断,一部作品值不值得看,美国人不会提这样的问题,他们觉得所有都应该看。他们也有道理,因为如果我们分析鲁迅的作品,得知道当时其他人是怎样写作的,才能知道鲁迅的贡献是什么。</P>
<P>  有一点我很肯定,美国人不会翻译我的文学史,他们总是批评我们德国人喜欢思考太形而上的问题,都太大了永远没办法解决,他们的批评有道理,但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这样做。</P><!--新增加推荐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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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face=楷体_GB2312>在这本文学史中提到的所有作品您都看过吗?</FONT></P>
<P>  <STRONG>顾:</STRONG>我从1974年就开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书里提到的所有作品都看过。但我是一个人完成写作的,所以有时候会依赖记忆,这就有问题。不是因为我的记忆力不够,而是我发现过了十年二十年,自己的判断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以前一点都不喜欢冰心,现在非常喜欢。如果依照记忆,我会写她的作品不好,但是我开始写作后,有些怀疑自己,于是重新看她的作品,再重新考虑自己的评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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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face=楷体_GB2312>夏志清把张爱玲抬到了鲁迅之上,您怎么看张爱玲的作品?</FONT></P>
<P>  <STRONG>顾:</STRONG>我在德国编两本杂志已经有二十年,分别是《袖珍汉学》和《东方》。《袖珍汉学》每一期都会介绍一位**作家,张爱玲作品很少有德译本,我和我的学生从九十年代初把她最有名的小说都翻成德文,但是我们都有困难,翻译不出她的味道,没有办法。虽然我们翻译了不少,但是都没有成功,这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会说我读她1949年以前的作品有困难,很难真正了解她,因为她的文笔很细,她的汉语我不太明白,她的女人世界我很难接受。但是1949年以后她去香港写的小说我很喜欢,比方说《秧歌》,是用英文写的,虽然人家老说这小说**,我不同意,我觉得她比较客观地写出了当时的困难,这部小说能够说明中国在五十年代还是有好作品的。如果有人问我1949年到1979年之间有什么优秀作品,我会说老舍的《茶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张爱玲的《秧歌》。后来她把《秧歌》翻成了中文,但是没有英文的好。因为五十年代她还很年轻,英文很漂亮也没有过时,没有受到美国的影响,而六十年代去了美国以后在英语环境中把小说翻回中文,可能会有些困难。</P>
<P>  但是老实说,我到现在还是更喜欢萧红,她的《呼兰河传》太美了,我自己觉得,张爱玲1949年以前的作品没办法和《呼兰河传》比,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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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face=楷体_GB2312>您以前说过要写一部中国文人的忧郁史,写古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文学史最大的不同是什么?</FONT></P>
<P>  <STRONG>顾:</STRONG>因为我很看重语言,中国古代无论是诗人还是小说家,语言水平都非常高,我很羡慕他们的语言美。但是到了现代之后,中国的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鲁迅的语言不错,但是巴金的语言水平就太低。虽然我很喜欢丁玲早期的作品,但可能她的语言也有问题。1949年至1979年之间,语言的问题就更明显。所以如果我写古代文学,我心里会高兴死了,可以一辈子待在唐朝宋朝,不想出来。而我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不光是自己折磨自己,也是让当代作家折磨我自己,连我的中国朋友都在折磨我,他们都说你别写,你在浪费时间。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任务,如果我不写,欧洲还有谁来写呢?像我一样从1974年就开始研究中国文学的,欧洲恐怕没有了,这是一个年龄问题。很多后来开始注意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他们基本上什么都不翻译,而且根本不想跟当代作家见面。我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批评还算是友好的,但每次我一发表批评意见,就会接到很多汉学家的电话,“谢谢你发表了观点,这样我们就不用说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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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face=楷体_GB2312>如果五十年后再续写当代文学史,现在的哪些作家能</FONT></P><!--新增加推荐阅读 结束-->
<P>  <STRONG>顾:</STRONG>诗人没有问题,北岛、翟永明、王晓妮、多多、西川、欧阳江河;小说家不敢说,中国小说家太心急,莫言花四十三天写了五百多页的《生死疲劳》,而托马斯·曼每天只能写一页,拉美有个作家说过:如果一个作家不折磨他的句子,就是折磨他的读者。莫言现在就在折磨他的读者;散文家有北岛、余秋雨,不过余秋雨的问题在于他知道怎么开始,却不知道怎么结束,他的文章你开始会喜欢,然后越看越失望,等看完了会后悔我为什么要看呢。他不够勇敢,他提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但是不敢去解答。</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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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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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txt18 align=middle colSpan=3 height=60>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德国也有一批垃圾作家 </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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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nbsp;&nbsp;&nbsp;&nbsp;<STRONG>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丛林鸢发自上海</STRONG> 初秋时节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在顾彬下榻的饭店里看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欧洲卖120欧元,中文版定价是58元,顾彬对此只是自我解嘲地笑笑。当媒体争相炒作他的“垃圾论”的时候,顾彬给很多人留下了“刺头”的印象,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绝非他的本来面目,在那张永远严峻的浮雕脸后边,还有着德国人的理智、克制、不逾矩,还有着作为学者的缜密思辨和作为严肃作家对同类人群的理解。最后,还有着一个关心中国的西方人的深沉忧虑,他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更忧虑中国当代文学的命运。</P>
<P><STRONG>谈文学创作<BR>“我怕我会骄傲”</STRONG></P>
<P>&nbsp;&nbsp;&nbsp;&nbsp;顾彬从1974年起开始研究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后,花费五年时间给20世纪中国文学写了一部史。翻读下来我便深感作者的不易:他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读太多靡费纸张的当代小说,这些精神产物覆盖了国内年轻人的市场,有的行销海外,满足外国人快速了解中国的需要,而这也正是让这位倔强的德国老人感到无奈之处。<BR>&nbsp;&nbsp;&nbsp;&nbsp;我们的闲聊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采访中途顾彬接过一个电话,一再表达对译文的态度:“中文很通,我很满意,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一行有个小错误,‘不由地’,不是大地的‘地’,而是获‘得’的‘得’。”</P>
<P>&nbsp;&nbsp;&nbsp;&nbsp;《国际先驱导报》:这次您来上海又引起了很多关注,您看过媒体对您的评价吗?<BR>&nbsp;&nbsp;&nbsp; 顾彬:我的新书研讨会上来了不少学者,我们有过交流,差不多都是肯定我的书的,他们说我的书适合用作大中学校的教材。我基本上不看别人对我的评论,我怕我会骄傲。<BR>&nbsp;&nbsp;&nbsp;&nbsp;《国际先驱导报》:中国的文学史写作受到很多诟病,比如硬性地给几位“伟大作家”规定一定的篇幅,写法也很教材化。但是看您这本书我会想到一些我们最喜欢的文学史,比如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的归来》,西方作者在写这类书时往往是一个局内人,一个参与者,但同时又保持局外人的冷静。<BR>&nbsp;&nbsp;&nbsp;&nbsp; 顾彬:现在的中国文学史写作确实不能让人满意。不过你要知道,外国人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都会遇到一些共同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写过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我之前十年,有别国的人也写过这个题材,有的学者还很有名,但我觉得写得不好,都是把资料编起来,有很多词条,做成一本厚厚的书。这种书都是给外国学生用的,如果他们需要,就到书里去查查自己想找的条目。可是如果你想了解得更多,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更加宏大的视角。<BR>&nbsp;&nbsp;&nbsp;&nbsp;《国际先驱导报》:您又是怎么做的呢?<BR>&nbsp;&nbsp;&nbsp;&nbsp;顾彬:我想克服他们的缺陷,我写中国文学史,要和思想史结合起来,会联系国外汉学,比如德国汉学对中国的研究成果。</P>
<P><STRONG>谈中国作家<BR>“每个国家都需要不为市场写作的作家”</STRONG></P>
<P>&nbsp;&nbsp;&nbsp;&nbsp;谈到中国当代作家和作品的现状,顾彬的看法体现了老派德国学者的认知方式:市场化是检验一位作家创作诚意和严肃程度的试金石。他认为,能够理智区分严肃作品和通俗读物,是一个国家的图书市场和读者成熟的标志之一。</P>
<P>&nbsp;&nbsp;&nbsp;&nbsp;《国际先驱导报》:您还像过去那样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缺少好作品吗?您批评过《狼图腾》之类的书和虹影之类的作家。很少听您肯定过哪位当代作家。<BR>&nbsp;&nbsp;&nbsp;&nbsp;顾彬:是的。为什么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无法像以前一样被称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是我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1949年以后中国仍然有很多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但是像老舍的《茶馆》这样的作品在当代太少了。<BR>&nbsp;&nbsp;&nbsp;&nbsp;《国际先驱导报》:您对中国作家的写作态度一定很有看法?<BR>&nbsp;&nbsp;&nbsp;&nbsp;顾彬: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些不为市场写作的作家。德国有很多优秀作家不考虑市场,像诗集一类的书可能只印一千册,甚至几百册,但那些诗人依然在写诗。我总觉得中国作家写书太快、太多,写得也太厚,现在三四百页以上的小说,在德国被看作是通俗读物,已经不属于严肃的文学作品了。<BR>&nbsp;&nbsp;&nbsp;&nbsp;《国际先驱导报》:您对中国当代小说尤其不看好,但对诗歌却有一些积极的评价,我们多次听您肯定过翟永明。<BR>&nbsp;&nbsp;&nbsp;&nbsp;顾彬:诗歌不那么商业化,在德国,诗人的诗集也只有很少的印量,但正是因此,诗人的创作水平和心态才可以比较稳定。像多多、西川,还有北岛80年代的诗歌都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BR>&nbsp;&nbsp;&nbsp;&nbsp;《国际先驱导报》:您曾经说余秋雨是一位不错的散文家,而在中国,他文章中的错误常常让他成为被攻击的靶子。<BR>&nbsp;&nbsp;&nbsp;&nbsp;顾彬:错误谁都会发生的,每一位作者的书都需要编辑的认真修改,编辑要为他把好关。我自己的错误太多了。我起初觉得余秋雨很不错,后来也有些失望,他很会写散文,知道怎样把一件事说得有意思,但他的文章总是写着写着,到了中段以后就无法深入下去,最后我感觉他经常是该说的反而没说。不过他的中文仍然是好的。<BR>&nbsp;&nbsp;&nbsp;&nbsp;《国际先驱导报》:其他人呢,比如您可以谈谈虹影吗?<BR>&nbsp;&nbsp;&nbsp;&nbsp;顾彬:唉,我已经谈过她了,我不想重复。我知道媒体喜欢听我重复。</P>
<P><STRONG>谈德国文学<BR>“德国人不喜欢自己作家的书”</STRONG></P>
<P>&nbsp;&nbsp;&nbsp; 对德国文学影响世界的优良传统,顾彬并不讳言,他本人最仰慕的伟大作家之一正是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曼,但他也承认德国文学存在的一些缺陷。年轻时被李白的诗歌打动后,顾彬确立了汉学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以不同文化的冲突与交汇为学术研究的主要舞台。西方长期以来对东方文化不甚贴切的想像,也是促使他去写中国文学史,去挖掘东方文化的真正价值的动力之一。</P>
<P>&nbsp;&nbsp;&nbsp;&nbsp;《国际先驱导报》:德国在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后为世界贡献了像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这样的文学巨匠,而中国的灾难不比德国少,却没有这样的大文豪出现。近年来像马丁·瓦尔泽、托马斯·伯恩哈德等德国作家的书相继在中国出版,格拉斯那本争议极大的自传也在中国出版了。<BR>&nbsp;&nbsp;&nbsp;&nbsp;顾彬:君特·格拉斯在德国国内的地位仍然非常高,关于那场争论,我认为是一个错误。1945年的时候格拉斯才多大?他还是个孩子,在那时的德国,21岁才是成年人,因为他当时加入党卫军而指责他是没有道理的。<BR>&nbsp;&nbsp;&nbsp; 至于马丁·瓦尔泽,他所有的书我都看不下去,但是他朗诵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其中有很丰富的层次,看书时看不出来。真的很奇怪,他一读出来,简直完全成了另一个故事。在德国,原创书的比例并不高,地位最高也最受欢迎的严肃作家往往是美国人、英国人的书,因为他们会讲故事。其实德国人自己也不喜欢看自己的作家写的书。<BR>&nbsp;&nbsp;&nbsp;&nbsp;《国际先驱导报》:中国小说家像马原,曾经说伯尔的小说对他产生很大影响。在我们看来,德国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似乎要比中国强很多。<BR>&nbsp;&nbsp;&nbsp; 顾彬:我很高兴听到伯尔在中国当代还有地位。从内容来看他的书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不过现在他的书在德国的读者已经比较少了。我刚说到余秋雨的语言不错,而德国国内对伯尔的主要批评意见就是他的德语不好,甚至可以说很差。在上世纪60年代,伯尔和政府的关系很差,当时的总理艾哈德讨厌他,导致他每出一本书都会受到大量的抨击。现在知识分子和政权之间已经没有尖锐的矛盾了。这种社会背景的变化也引起了德国文学创作方面的变化。<BR>&nbsp;&nbsp;&nbsp;&nbsp;《国际先驱导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德国小说里重思辨、重心灵的特点,似乎一直就没有改变过。中国作家写东西往往没有什么想法,你会感到他们写的东西离你特近,似乎满足于讲完一个故事,里面玩一点小技巧,自己觉得就算完事了。<BR>&nbsp;&nbsp;&nbsp;&nbsp; 顾彬:德国文学的特点就是这样,你看托马斯·曼的书,现在都是没什么读者的,因为他太精英,在作家里面他是词汇量最大的人之一。年轻作家的这种趋势,在德国也有,不过并不流行,在我们这里,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都是分得清的,公众有很多选择,但是一说最好的书,最受批评界重视的书,基本都是严肃读物。<BR>&nbsp;&nbsp;&nbsp;&nbsp;《国际先驱导报》:您怎么看一些德语作家笔下的中国,像弗里施的剧本《中国长城》,在哥伦布、拿破仑都承认自己已被历史淘汰了的时候,秦始皇仍然以一个**者的形象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中。<BR>&nbsp;&nbsp;&nbsp;&nbsp;顾彬:过去德语作家写中国,他们的描写都跟真实的中国基本上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最近有了些变化,有一位知名的德国汉学家这几年写了一些小说,确实是纯中国的,讲中国的事情。诗歌也是,德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恩岑斯贝格,他来过中国,他写中国的诗歌都特别出色。还有一位当代诗人布尔,他将要发表的一部散文诗,是取材于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诗人、作家圈子里的见闻写成的。弗里施直到1980年以后才来过中国,但在此之前他就开始写中国,那些作品思考的都完全是欧洲的问题。他在西方的现实中感到焦虑,才会对东方发生想像。<BR>&nbsp;&nbsp;&nbsp;&nbsp;《国际先驱导报》:最近由德国文学巨著《浮士德》改编的话剧也要在上海上演,据说这部戏“不是给那些只想用话剧来娱乐的人看的。”似乎中国人觉得生活比较累,不想再去看那些高深的东西,所以图书、话剧市场也长期被娱乐性的东西所霸占。对此您怎么看?<BR>&nbsp;&nbsp;&nbsp; 顾彬:我知道这些现实。我相信在中国也有很多严肃的作者,不单为市场写作的作家存在。我并不愿意批评这类现象,因为我自己也写作,散文、小说还有诗歌,最近我就有四本诗集要在波恩出版。我知道写作太难,需要很长的时间,很消耗精力。而且,我现在也老一点了,应该宽容,何况在德国,也有一批垃圾作家存在。</P>
<P><STRONG><FONT color=#0000ff>【链接】</FONT></STRONG></P>
<P><STRONG>顾彬(Wolfgang Kubin):</STRONG></P>
<P>&nbsp;&nbsp;&nbsp; 1945年出生于德国,作家、翻译家、汉学家。1973年获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1974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1977年至1985年间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讲师,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及艺术,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BR>&nbsp;&nbsp;&nbsp; 顾彬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其研究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专著、译著和编著达50多部。因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论”而备受关注。</P></FONT></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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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H2>顾彬:《狼图腾》让我想起希特勒时代</H2>
<DIV class=time>2008/10/09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http://images.oeeee.com/jsComment.aspx?adate=2008/10/09&amp;atitle=顾彬:《狼图腾》让我想起希特勒时代&amp;channel=2371&amp;site=2&amp;style=0&amp;aurl=http://www.oeeee.com/a/20081009/650783.html"></SCRIPT>
</DIV>
<DIV class=text>
<P>
<P><STRONG>[提要]</STRONG>《狼图腾》这本书,早就翻译成德文了,但一直拖着没有出,为什么?我跟我的同学、同事、学生看过这本书,体会都一样:它写的东西让我们想起希特勒的时代来。如果现在出版,一定会受到无数的攻击。</P>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oepic.oeeee.com/200810/09/39/9790299552649759655.jpg"></P>
<P>前两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因一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而引起轩然大波,但他认为,这是国内媒体对他在德国的访谈断章取义的结果。这次为刚刚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而来到上海的顾彬,明显变“圆滑”了,不再轻易骂人,这让蜂拥而来的国内媒体颇为失望。事实上,这个脸上沟壑纵横、看上去很忧郁的德国人,始终不曾改变自己的“立场”。</P>
<P>文/哈皮 图/木叶</P>
<P>见到顾彬,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P>
<P>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听说上海的媒体对你很失望。”他一如既往地眉头紧锁:“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等着你骂人,结果你什么都没说。”他闷闷不乐地说:“我没有骂过人,‘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话也不是我说的,是我的中国朋友们说的,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文学史,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再说,我讨厌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我不想说第二遍。每次都说一样的,没意思。”</P>
<P>上海媒体此次为何倾巢出动?原因还是要追回到两年前。当时,《重庆晨报》某记者将顾彬在德国进行的访谈断章取义,用“当代文学是垃圾”作为标题刊出,着实热闹了一阵。作家圈、学术圈以及爱凑热闹的网民顿时分为两派,网民中有人力挺顾彬的批判性,赞他敢说真话,也有人说他是门外汉,不过哗众取宠。在一场网络混战之后,2007年,北京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圆桌会议再起波澜。善饮的顾彬把1949年以前的文学比作五粮液、1949年以后的文学比作二锅头,引得北大的陈平原教授当场发难,直斥顾彬的评论太娱乐化,是为了迎合中国人“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心态,认为他的观点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接着,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又撰写多篇文章为顾彬辩护,批评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大国小民”心态。</P>
<P>无论如何,顾彬这次学乖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变“圆滑”了。“我太太现在禁止我接触中国记者。”“好的记者也不行?”“事实上我碰到的记者水平都不错。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记者写了不错的文章,但会有很差的记者把文章割断,专门从里面挑一些刺激的话另外拼成一篇文章。所以我太太觉得,最好什么文章都没有。不过我的校长要求我多见记者,这样可以替波恩大学做宣传。”“那你听太太的还是听校长的?”“嗯,这是我的矛盾。”</P>
<P>顾彬看着忧郁,其实还是挺有幽默感的。北岛曾经写过一篇讲顾彬的散文,文章题目取自顾彬的教授资格论文—《空山》。其中说到顾彬当年去北京图书馆查论文的补充资料,遇见了现在的太太张穗子。“一回生二回熟,这位平日目不斜视的德国准牧师直奔穗子办公室,兜里揣着两张《阿Q正传》的话剧票,惴惴然,到了也没敢把票掏出来,只好单独跟阿Q约会。人跟人的化学反应真是奇妙,酸碱中和——正好穗子话多,填补了顾彬那沉默的深渊。”</P>
<P>顾彬不爱笑,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总是给人阴郁、严肃的感觉,第一次见面会让人害怕。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说:“你们中国人太爱笑,就老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笑,我告诉他,如果所有人都爱笑,这个世界就太没意思了。”他善于比较各文化的不同,去年在复旦文史研究院的开幕系列讲演上,他讲的题目是“中国不喜欢散步吗”,提到中国人的散步悠闲散漫,是为了在大自然中寻找内心的平静,而德国人的散步很快,总是在痛苦地思考形而上的问题,在脑子里进行激烈的哲学斗争。不知好歹跟顾彬散过步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体验,走了十几分钟就很难跟上他的步伐。据说清华当年有个研究生自告奋勇陪他去爬山,结果半个小时就累趴下了,顾彬抱怨说:“我还得打电话叫人来救他。”</P>
<P>中国文人所追求的宁静致远、独善其身,大概是顾彬最受不了的地方。他对中国现当代作家说过的最重的话,就是他们“都有罪”。那些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或者受了冲击而不敢反抗的作家,比如钱钟书、巴金、丁玲、沈从文等等,在他眼中“都有罪”,因为他们“没有承担起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在《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写到阿城的时候,他引用了阿多诺的一句名言:一个在错误中的正确生活是不可能的。阿城的《棋王》描写的是“**”中一位沉浸在围棋世界中的知青,这部作品无疑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之一,顾彬却坦言读不下去。“我受不了那种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内心快乐的世界观。你知道,我们有过纳粹时代,很多知识分子在当时都是这种态度。对外面世界发生的一切,他们视而不见。”可能很多人会反对这样直白地站在德国立场上的批评,固执地要把“原罪”强加给中国文人,但正是清晰的立场,才能令文化差异凸显出来,令比较文学成为可能。文学史说到底也是一种立场,你选择哪些作家、哪些作品,给他们什么地位、如何分析作品,都是你的立场决定的。好比我们之前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郭沫若、鲁迅、巴金、茅盾,而夏志清偏偏要表彰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P>
<P>撇开立场不说,顾彬的勤奋着实令中国学者汗颜。一些中国学者到了他这个年纪,声誉早已奠定,多数吃吃老本,哪里还会再辛苦著书立说。而顾彬几乎每天都要上课,每学期要看100多篇本科生、研究生的论文,除此之外还要写作、翻译、带孩子,没有时间,就只能少睡觉。“我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是顾彬常挂在嘴边的话。为了熬夜,他得准备点白酒,据说他只要一喝白酒就浑身来劲。</P>
<P>《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最先翻译成中文的一卷。据说德文原版装祯异常精美,可以保存两百年,定价120欧元。相比之下,中文版的58元只是零头。于是顾彬开玩笑地说,以后他的德国学生都得去读中文版了。会不会翻译成英文?他对此很肯定:“美国人不会翻译我的书。他们一直批评我们德国人太喜欢思考形而上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太大了,永远没办法解决。他们批评得有道理,但我还是觉得我们就应该这样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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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http://images.oeeee.com/jsComment.aspx?adate=2008/10/09&amp;atitle=顾彬:《狼图腾》让我想起希特勒时代&amp;channel=2371&amp;site=2&amp;style=0&amp;aurl=http://www.oeeee.com/a/20081009/650783.html"></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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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oepic.oeeee.com/200810/09/70/4865110719612788330.jpg"></P>
<P>顾彬在床上摊着好几种汉语词典和书稿,他的新作,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放在一旁的柜子上。他夹杂着棕色的白发在脑门垂下一绺,说话声音低沉缓慢,不是因为采用非母语说话时需要字斟句酌的那种缓慢,我猜他说德文大概也就这速度。</P>
<P>在年过花甲以后,顾彬多说了两句,就被善造耸动消息的媒体“提拔”为讯问中国当代作家的德国“判官”,他似乎也因此而很配合地永远在前额紧锁眉头,一副六亲不认的样子。</P>
<P>前一天他扬言说下午随时可能有学生来找他踢足球,但一定先照顾我,不过我还是把采访提前了一小时。</P>
<P>B=《外滩画报》G= 顾彬</P>
<P>&nbsp;</P>
<P><STRONG>国外的中国文学史作品也很成问题</STRONG></P>
<P>B:你听到严搏非先生对你这本书的评价了吗?他觉得你所谈作家的范围太广了些,有一些很不入流的作家你都谈到了。</P>
<P>G:是吗?我觉得只会有人说我写得太少太简略,他这么讲倒让我吃一惊。</P>
<P>B:你前后写了多久呢?</P>
<P>G:我从1974年开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收集了30年的资料,这本书我写了5年。</P>
<P>B:在我的印象里,我国的文学史写作一直是很教材化的。有些批评家认为它们总是专注于并片面拔高几个最重要的,对其他人的则简写之或干脆忽略,或用意识形态的观点去评价他们的成就。我自己的体会则是它同考试的形式结合得很紧密,其观点的写法都是直接针对背诵的。</P>
<P>G:我同意,我对现在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也很不满意。但是应该公平地说,国外的中国文学史作品水平也很成问题。有两个澳大利亚人写的一本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就让我非常不喜欢,跟辞典一样;哈佛大学的一位名教授出的一本,也是辞典式的。</P>
<P>B:我觉得你这本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内进行考察。比如你在写到上世纪20 年代的新文学时,会跟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宣言和巴那斯派作横向比较,会联系奥特加.加塞特的理论,就这点而言肯定是现有的教材所不能做到的。西方人的文学史常给我一种能打通年代隔阂的感觉,作者是一个在场的人,一直在他所描写的人物、事件、潮流、流派之中。我想问,你在书中是否还是保持之前的那种判断,即对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的文学之间作出一个有明确价值高低的评估?</P>
<P>G:有。1949年前的中国文学是属于世界的,而在1949年后,中国文学就只是中国的了,能够纳入世界范围内衡量的作品很少,比如老舍的《茶馆》,80年代以来北岛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蒙还有一些小说可以列入其中。此外女诗人如翟永明等,对我来说,朦胧诗派和后朦胧诗派都是可以属于世界的,因为几十年来中国诗歌生存状况变化不大,没怎么商品化,诗人没法靠写诗来挣大钱。</P>
<P>B:随便举个例子,你对《白鹿原》这样的小说怎么看呢?</P>
<P>G:我读过,我不喜欢,但这跟我自己的标准、我作为德国人的品位有关。中国作家喜欢讲故事,喜欢开辟很大的主题,国家、民族、人类,德国人现在很少写这些,相对而言,他们总是聚焦于一些比较小的东西。</P>
<P>&nbsp;</P>
<P><STRONG>中国当代作家太不知疲倦</STRONG></P>
<P>B:去年我读上海译文社出的一本德国新生代小说家作品集《红桃J》,就很有体会。</P>
<P>当时在北京还有一个活动,把两个国家的年轻作家请到一起对谈。德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都注重内心,描述场景时不满足于白描或精致入微的场景刻画,他们写了几段文字后就会转入想象、思辨,让人物退入其身后存在的一个很大的思想场地里面。</P>
<P>G:确实这是德国小说的特点。德国作家重视一个人的灵魂,他们的每一段描写都可能有形而上的暗示,有象征意义。举个例子说,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其中描写一个人的手,写得很长很长,你说一只手有那么重要吗?看到最后你才知道,原来这个主人公要倒霉了。</P>
<P>B:也就是说每一段描写都有象征和隐喻。</P>
<P>G:鲁迅的作品也是这样,《孔乙己》、《藤野先生》,每句话都进行很仔细的推敲,所以鲁迅的作品增一字减一字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当代作家的书你随便增删段落都没问题。好的作家应该知道语言是最重要的。</P>
<P>B:但在德国文学的范畴里,托马斯.曼是现在我最难读进去的作家了。</P>
<P>G:德国人也是这样,托马斯.曼的语言是精英的语言,句子很长,你要拿着词典去读他的书,很多德国读者都觉得艰难。而且他的世界观是从叔本华、尼采这里来的,如果你对德国哲学不熟悉的话,肯定看不懂。</P>
<P>B:你觉得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他们的创作态度是否存在很大的问题?前年是世界杯年,余华跟媒体说,他今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看球。他也许是一句随口之语,但被媒体拿去放大了。</P>
<P>G:当时余华出了《兄弟》吧,我只是翻了一翻,是为市场写作的小说,对相关的报道也没有兴趣。余华和莫言都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但他们的情况有些类似,他们都喜欢报道古怪的东西,当然可以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肯定这种倾向,但作为德国人,我们都不太喜欢后现代主义。我们的标准跟中国作家的标准太不一样了,中国作家似乎爱写古怪的事、古怪的人,德国作家不会这样做。最近有位德国女作家发表了一篇小说,不长,照中国的标准也就是一个中篇的样子,书名是一种苹果的名字,内容就是写这种苹果的历史,但和她母亲的历史穿插着写,她没讲什么故事,但是语言非常美,德国评论界称之为“一本安静的书”,很纯净,没有什么很惊人的情节、很大的主题。中国人就很难接受这样的书,中国作家都喜欢写得很长很厚,而德国作家一天的写作通常不超过一页,所以现在德国小说都不长,通常100 多页,到200 来页已经算长的了,如果一本小说四五百页那基本上就是通俗文学,不能算严肃文学了。像莫言的书,在德国就是通俗读物。</P>
<P>B:余华早期的作品你也看过,我想最早的时候,他那种状写残酷的不动声色的白描手法肯定有很强的震撼力,但后来就有自我重复的嫌疑。你说的那种喜欢以奇闻轶事制胜的套路,当时可能也是来自对拉美作家的模仿。</P>
<P>G:我同意。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问题之一,我觉得是不知疲倦,写完了一本以后马上写第二本,每年都能出新作,莫言43天就能写成一本好几百页的小说。而德国小说家四五年写一本,托马斯.曼这样的作家,要写一本800页的小说至少需要800天,再修修改改,三年才能完成。</P>
<P>B:德国现当代小说家,中国读者心目中最伟大的人物如海因里希.伯尔,我读他的《女士和众生相》,故事很紧凑,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反复思考写出的,每一句话都有讽刺,情节中的张力无处不在,我必须反复读一个段落才能把握住其中的精彩。别的任何国家的小说家可能都不会像他这样讲故事。</P>
<P>G:我很理解,伯尔是战后德国文学的中坚力量,是个伟大的道德家。但他有不少致命的缺点,比如说, 他的德文不好,甚至可以说相当差,现在德国还读他书的人已经不多了,有评论家提出,如果说他还有什么有意义的作品的话,就是他二战期间的书信。伯尔喜欢骂人,在五六十年代和官方势力的矛盾非常尖锐,当时的政界、宗教界和文学界之间普遍存在这种矛盾,不过现在已经没了,现在不管作家写什么,官方都不会干涉。</P>
<P>&nbsp;</P>
<P><STRONG>德国优秀作家一辈子不考虑市场</STRONG></P>
<P>B:你这次来华,说话似乎比较温和,类似过去对《狼图腾》的批评我也没有听到,这种变化跟你要在中国出版文学史有关吗?你前两年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些言论,爱听的人还是很多的。</P>
<P>G:我有个原则,说过一句话不会重复。另外我也需要重新审视过去的一些观点,我必须看到德国当代文学里也有不少垃圾。我想通过一些活动来听听读者和学者以及作家的看法,我不喜欢说话,我喜欢沉默。但是在前两天我这本书的发布会上,学者都说很好,没有意见,记者们没看过书,都说提不出什么问题,出版社还请了一些作家,比如马原,但他们都没来,我的书中也提到过马原,不过是出现在注释里,可能令他不大开心。我一辈子都会保持尖锐,但我不希望别人把我看成敌人,因为我自己也写作,散文、诗歌、小说,我知道写作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P>
<P>B:那么王小波呢?</P>
<P>G:我读过,德国也翻译引进过。我为什么不大重视他的小说呢,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关系,也可能是因为我个人不大喜欢把小说写得太抽象,有太多比喻性的东西,但德国年轻人确实是喜欢他的,所以跟年龄有关。</P>
<P>B:中国很多禁忌打破得太晚,率先打破禁忌的人往往会成为偶像。我想现在年轻读者对王小波的推崇多少有些娱乐化的性质,而当下的年轻一代作家,他们的名声的来源就更具商业性和娱乐性了。在德国有这种情况吗?</P>
<P>G:有过,但这股风气现在弱了很多。前些年有一批年轻作家发起过这类运动,好像是在媒体待过似的,用很直白的媒体语言写作,读起来就类似早晨起来喝杯咖啡去上课或者打球,中午吃饭,下午跟女朋友碰面,谈谈麦当娜的淫欲......他们写的小说只是报道,不是创造性的,不创造任何价值。他们曾经有很多读者,但现在已不是这样了。</P>
<P>B:在中国这类很随意的写作一直有相当不错的市场,在德国不是这样吗?</P>
<P>G:情况应该好一些,因为我们有一大批很优秀的诗人,有很好的评论家和作家。这些人不跟市场走,很多作家出本小说只印两三千册,诗人印一本诗集也就是四五百本,他们一辈子不考虑市场。</P>
<P>B:最近几年,中国作家出新作时的发布会,到场的记者大都没看过书,提问大而空泛,而那些已成名的作家,早已习惯参加这类活动,懒得多说什么,只求早早进入签售程序,排的队伍越长越好。德国的情况怎样?是否还保留有类似“作品朗读会”的传统?</P>
<P>G:德国没有发布会,德国作家出了一本新书,为他们忙碌的是书店和文学中心。基本上德国作家不跟记者、学者打交道,他们跟读者见面,很多书店都会组织这样的活动。每座城市都有文学中心,他们会组织朗读会、座谈会,给作者创造与读者交流的机会。</P>
<P>&nbsp;</P>
<P><STRONG>出色的编辑和书评人很重要</STRONG></P>
<P>B:网络阅读对德国书店有影响吗?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要变成印刷品会很容易吗?</P>
<P>G:有,但不是说在网上看书,而是通过网络买书。</P>
<P>在电脑上看书很难受的。至于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德国还保持着老传统,就是强大的编辑程序,编辑部会全面考察你的语言,会修改你的错误,是否能形成印刷品完全要取决于编辑的判断。我所有的著作,包括这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都被仔细审读和修改过,当然编辑在修改时也会来找我讨论。</P>
<P>B:出版编辑的地位和水平比作者还高?在中国,许多畅销书的作者都发掘自网络,或者是一些知名的公众人物,出版社的利润要依靠这些人。其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混乱、错误、疏漏,需要编辑去帮他们一一纠正,这对编辑而言是很大的负担。</P>
<P>G:一般来说,德国出版编辑的语言文字能力如果不比作家高,至少跟他们一样。如果稿件质量不佳给编辑带来过重负担,出版社完全可以拒绝出版。他们不会在意作者的名气大小、社会地位高还是低。</P>
<P>B:那么德国出版社重视外国文学吗?比如《狼图腾》在国际书市上很受欢迎,是不是因为外国人对中国民族起源之类的问题感兴趣呢?</P>
<P>G:德国的书籍市场上70% 都是翻译作品,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5%。在德国,最受重视的一向都是历史类、**类的书。但是《狼图腾》这本书,早就翻译成德文了,但一直拖着没有出,为什么?我跟我的同学、同事、学生看过这本书,体会都一样:它写的东西让我们想起希特勒的时代来。如果现在出版,一定会受到无数的攻击。不过,明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是主宾国,届时会有几十本中国书同时在德国出版,评论家不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一本书上,如果《狼图腾》运气好,关于它的书评少一点,它还能留在市面上卖卖,否则,这本书在德国就彻底完蛋了。</P>
<P>B:书评人的意见会如此统一吗?</P>
<P>G:肯定的。没有人会对这一点视而不见,没有一篇书评会赞扬这本书。</P>
<P>B:我很关心在德国的书评人的生存状况。</P>
<P>G:我每天看书评,德国的各种媒体都刊登书评,有很多很出色的文章。每天看书评也帮助我写这本文学史,因为我能从书评中看到很多我从来没有看到的问题。德国的书评人可以靠写作为生的,因为大报小报每天都有书评,出版编辑自己写书评的情况不多,书评人都是独立的。好的评论家的文章,对书的销量有直接影响。</P>
<P>&nbsp;</P>
<P><STRONG>顾彬(Wolfgang Kubin)</STRONG></P>
<P>德国汉学家、诗人、翻译家,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1945年出生于德国北方的策勒(Celle),祖先世代都是农民。父亲是柏林人,母亲是维也纳人,因此他身上集聚了柏林人的刻板和维</P>
<P>也纳人的多愁善感。他本来的专业是神学,也一心想成为牧师,然而1967年读到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翻译的李白诗歌时,他的心便被中国抒情诗所吸引,最终导致他放弃了福音神学。1974年,他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认识了鲁迅和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价值。他与诗人北岛、翟永明、欧阳江河等结为挚友,时刻关心当代作家的动向,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汉学研究,就连尖锐的批评,也都是源于他对中国的爱。</P>
<P>&nbsp;</P></DIV></DIV>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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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ODY>
<TR>
<TD class=link24p vAlign=bottom align=middle height=60><B>北岛谈《今天》:“青春和高压给他们能量”</B></TD><!-- google_ad_section_end(name=title) --></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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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ODY>
<TR>
<TD class=link12Gray2 align=right width="48%"><FONT color=#999999><!--新闻信息新增时间的改动-->2008-06-02 14:16:32  <!--新闻信息发生地--><A class=underline href="http://www.southcn.com/" target=_blank><FONT color=#000000>南方网</FONT></A>  <!--作者--></FONT></TD>
<TD width="28%"></TD>
<TD align=left width="24%"><FONT color=#000000></FONT></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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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FONT color=#3888c9><FONT color=#ff0000></FONT></FONT>&nbsp;</DIV></TD></TR></TBODY></TABLE></TD></TR>
<TR>
<TD></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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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TD align=middle><IMG alt="" src="http://img001.photo.21cn.com/photos/album/20080602/o/937B39BB952E4B5A073F46B2966FA4B9.jpg" align=middle type="0"></TD></TR>
<TR>
<TD style="FONT-SIZE: 12px" align=middle></TD></TR></TBODY></TABLE>
<P align=center>北岛近照。田志凌/摄 </P>
<P align=center>&nbsp;</P>
<P align=center>&nbsp;</P>
<P>  在海外多年的北岛回国了。去年底他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回到香港任教。</P>
<P>  今年恰好是《今天》诗刊创刊30周年。记者采访《今天》旧事之前与北岛沟通,北岛一直很认真,要求记者不仅采访他,也要采访《今天》的其他当事人,芒克、黄锐、徐晓、鄂复明……他在邮件中列出一大串人名。但因版面**为一人的访谈,记者只好以“缓兵之计”表示之后还会采访其他人,才得到采访机会。之后记者联系芒克,芒克一句爽快的“采访北岛就行了,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充分显示了朋友间的信任。</P>
<P>  讲述起《今天》的故事时,北岛的语气是平静的,但对每个细节、人名和时间却格外较真。在他那里,历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事实不容篡改。不满于有学者将“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一直很有涵养的北岛甚至愤怒地说出“睁眼说瞎话”这样严厉的措辞。</P>
<P>&nbsp;</P>
<P>  <STRONG>“从早到晚,来编辑部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STRONG></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在采访黄锐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今天》的创办跟当时西单**墙这个大背景有关(见本报5月18日B20版《改革开放30周年大家访谈系列之六:“星星”撼动了当时的社会》),是这样吗?</P>
<P>  <STRONG>北岛:</STRONG>这还得从“西单**墙”的形成过程说起。**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墙上)。这就是“西单**墙运动”(简称“**墙”)。《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墙”,同时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P>
<P>  当时**墙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那是很壮观的场面,现在还可以找到当年人们围观手抄的老照片。那时都是靠手抄,抄大小字报和民间报刊,当然也包括《今天》在内。</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你跟芒克、黄锐提出创办《今天》,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吗?</P>
<P>  <STRONG>北岛:</STRONG>这要追溯到北京的地下文**动。六十年代后期,生活的动荡加青春的苦闷,使年轻一代从书本和写作中寻找精神的出路。每年冬天农闲,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互相交换书籍,很多人开始写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当时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沙龙,女主人徐浩渊是个传奇人物。七十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依群、彭刚等人,还有根子(原名岳重)、多多、芒克,他们都被称为“白洋淀诗派”的代表人物。</P>
<P>  类似的沙龙在北京不少。我所在的沙龙比较小,以我们三个同班同学为主,聚在一起<SPAN class=articleLink><FONT color=#990000>读书</FONT></SPAN>讨论,交换作品。后来这些沙龙不断交错重组,大家串在了一起。当年多多和芒克两人就像要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每人年底要各自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得好。</P>
<P>  当时北京的地下沙龙,赵一凡是个重要人物。他父亲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头头之一。他从小瘫痪,才气过人,从他那里我们借到了很多“黄皮书”。他精力过人,什么都抄,很多地下文学作品因此幸存下来,后来发表在《今天》上。</P>
<P>  从1969年到1978年,经过近十年的准备期,地下文学趋向成熟,其中以诗歌的成就最高。 </P>
<P><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 《今天》就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产生?</P>
<P>  <STRONG>北岛:</STRONG>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里喝了点儿白酒,我们常在那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响应,说干就干。</P>
<P> <STRONG> 南方都市报:</STRONG>开始就你们三个?</P>
<P> <STRONG> 北岛:</STRONG>那时我们另有个文化沙龙,常在一起聚会郊游。我们把这个计划跟大伙儿说了,全都认可。于是开始定期开会商量,比如讨论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设备。那时印刷设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从九月到十二月,我们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诗歌积攒了十年了,绰绰有余。写信征得蔡其矫和舒婷的同意后,我选了他们的诗。舒婷其中一首诗原题为《橡树》,根据上下文,我觉得加上“致”字效果会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树》,都没跟她商量。蔡其矫的笔名“乔加”也是我顺手起的。当时缺的是小说和<SPAN class=articleLink>评论</SPAN>,我赶写了一篇,发在创刊号上,此后我几乎每期都写一篇。</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大家都自己动手写?</P>
<P>  <STRONG>北岛:</STRONG>也有外来稿,比如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最初我们想发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给了这篇小说。我们都觉得小说不怎么理想,先由黄锐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气坏了,写了一封**信。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学。马德升从创刊号起就加入《今天》,拄着双拐穿过冰天雪地,帮忙干活。</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你们最早在哪里印制《今天》?</P>
<P>  <STRONG>北岛:</STRONG>在我们成员中有个叫陆焕兴的,原来是北汽的技术员,他家那时在一个“三不管”地区,是亮马河边的小村子,与三里屯使馆区遥遥相望。陆焕兴和他妻子在那儿租了间小屋,也就六七平方米吧。自七十年代中期起,他们家成了聚会的中心,喝酒、唱歌、聊天,通宵达旦。这群人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纸怎么来的?</P>
<P>  <STRONG>北岛:</STRONG>当时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积少成多,所以《今天》创刊号的纸张颜色都不一样。这可以算一种时代特色吧。</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第一期全是用手工刻吗?</P>
<P>  <STRONG>北岛:</STRONG>是的,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蜡板。当时很难找到油印机,我还为此找过北京医学院团委的张辛欣。谢天谢地,不知道黄锐从哪里弄来一台很破的油印机。我们七个人在陆焕兴家里轮流倒班,谁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于技术差,没印多少,蜡纸就起褶破了,还得重刻。正当我们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从12月20日起,我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22号晚终于完工,大家决定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P>
<P>  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从我家出发。买糨糊太贵,我就用面粉放在铁桶里熬。随后我还把我们骑的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只需用白色水粉在原号码上添加几笔就行了。1976年“四五”运动中,**就是通过抄自行车牌号抓人的。吸取教训,我们先把自行车牌号改了。</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你们贴了以后听到反馈了吗?</P>
<P>  <STRONG>北岛:</STRONG>其实除了人身安全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作品能否为人们所接受。我们混到围观的人群中观察读者的反应。在张贴时附有一张白纸供大家留言,没想到留言中90%都是肯定的,甚至有人留下地址姓名,希望和我们联系。</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 “今天”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P>
<P>  <STRONG>北岛:</STRONG>是芒克起的。在一次筹备会上,说起刊物名字,大家苦思冥想,名字都不合适。芒克提议叫“今天”,大家都觉得好,既新鲜又有某种紧迫感。冯亦代把《今天》的英文译名改成“TheMoment”。所以,《今天》创刊号的英文是The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黄锐还是改成“TODAY”。</P>
<P>  去年年底在澳门举办的中国文学讨论会上,有个复旦教授在发言中,试图把“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中,让我很愤怒。我提醒他说,《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评〈醒来吧,弟弟〉》,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可见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P>
<P>  “伤痕文学”不是文学,而是另一种宣传代用品———把文学当成控诉。再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受害者呢?“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第一期之后编辑部就发生了**?</P>
<P>  <STRONG>北岛:</STRONG>很多民刊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家都面临着生存危机:一旦受到钳制该怎么办。于是达成共识,由各个刊物派代表成立“联席会议”,互相支持。1979年1月底,通过联席会议协调,各个刊物在“**墙”前搞了一个公开演讲会。那些**性刊物,诸如《探索》、《**同盟》,言辞非常激烈。当天晚上,在《今天》内部大家吵了起来。刊物何去何从:到底坚持纯文学立场,还是要卷入到**运动中去。</P>
<P>  当时代表《今天》在联席会议签字,同意参加集会的是芒克,反对的人要求芒克发表个人声明,贴到“**墙”上,说明他无权代表大家签字。但我坚决反对,觉得事到临头,只能扛,于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要么反对者留下来办《今天》,我们退出;要么他们离开,由我们办。那天晚上除了三个发起人,即芒克、黄锐和我,其他人都离开了。我们从读者留言上的联系地址,并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批新人,他们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你们做杂志的详细情形是怎样的?</P>
<P>  <STRONG>北岛:《</STRONG>今天》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比较松散的作者队伍,每月定期开作品讨论会。每个人念完自己的作品,大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通常在《今天》的成员**家,他家房子开间较大,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来参加作品讨论会。另一部分是就是刘念春的家,那是编辑部所在地。他们哥俩都搬出去住了,被我们喧宾夺主。从早到晚,来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售货员、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等等。那个以编辑部为中心的圈子鲜为人知,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献身精神,《今天》才得以存活下来。</P>
<P> <STRONG> 南方都市报:</STRONG>那些不搞创作的人去那里做什么呢?</P>
<P>  <STRONG>北岛:</STRONG>很多人喜欢文学,但不一定非得写作。大家在一起边干活边聊天,讨论各种问题。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掏腰包凑钱凑粮票,做一大锅炸酱面。记得我的《回答》在《诗刊》发表,我拿到九块钱稿费,马上到附近饭馆请客,不够,大家再凑凑。那是一种**主义式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觉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P>
<P><STRONG>“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把‘朦胧诗’还原为‘今天诗’”</STRONG></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你们还举办过一些诗歌朗诵会是吗?</P>
<P>  <STRONG>北岛:</STRONG>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朗诵者中还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曾在《今天》发表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儿张贴出售。</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当时去参加朗诵会的人多吗?</P>
<P>  <STRONG>北岛:</STRONG>第一次朗诵会正赶上刮大风,但还是有四五百个听众。第二次有近千人参加,那是“**墙”被关闭后,**运动处于低潮。</P>
<P>  鄂复明是我们的技术专家,他用蓄电池连上话筒和录音机,再把喇叭挂在树上。虽说扩音效果不怎么样,但聊胜于无。黄锐用白床单画了幅抽象画,挂在两棵树之间,作为幕布。我们因地制宜,用一个天然土坡做舞台。可惜这样珍贵的时刻,没有录音录像保存下来。</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今天》的呢?</P>
<P>  <STRONG>北岛:</STRONG>从第二期起,我们就在**墙公开出售。先把刚出版的那期张贴在**墙上,顺便贴个广告,告知出售《今天》的时间。到时候大家就排起队来。另一个销售渠道就是征订,最多的时候订户有六七百,除了**,全国各省都有。每期印一千册,每本卖到七毛不等。后来我们甚至略有盈余,除了维持杂志的运转,还能养活为了办《今天》而辞职的芒克。</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今天》后来一共办了多少期呢?你们的印刷设备有没有得到更新呢?</P>
<P>  <STRONG>北岛</STRONG>:前后两年内共出版了九期,还有四本丛书。随着财政情况好转,我们让芒克买回一台滚筒式半自动油印机,对我们来说是技术**。滚筒式油印机不仅速度快多了,而且每张蜡纸的印数也大大增加了。</P>
<P> <STRONG> 南方都市报:</STRONG>当时《今天》编辑部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很多人?</P>
<P>  <STRONG>北岛:</STRONG>东四14条76号就像个民间的文化中心,吸引着全国各路人马,形形色色,什么怪人都有。有时候挺烦人的,我担心**局借此给我们找麻烦。</P>
<P>  有一阵子,芒克老是带领着一群女孩子出去喝酒,让我感到不安。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我提议成立纪律检查小组,由会“大成拳”的刘念春担任组长,主要是针对芒克的,因为他是“**”。我们还通过决议,明确规定《今天》编辑部成员之间不许谈恋爱。主要考虑谈恋爱有可能被当成流氓团伙。这显然受到**的铁血纪律那老一套的影响。在那两年中,《今天》成员之间果然没人谈恋爱,直到《今天》散伙后周楣英才和徐晓结合。我想当时少男少女之间难免有非分之想,可受限于清规戒律,只能藏在心里。</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后来《今天》是怎样被解散的?</P>
<P>  <STRONG>北岛:</STRONG>1979年秋天,“**墙”被拆除后,很多杂志都自动停办了,比如《沃土》,一听风声不对就关了。我们一直坚持到了1980年9月。</P>
<P>  1980年9月,作为《今天》的联络人刘念春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命令我们停办。我们改头换面,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变成内部交流资料,出了三期。同年12月,我们接到更加严厉的警告。为了保护作者和编辑部成员,我们做出解散的决定。此前我们给北京文艺界的名人发了一两百封呼吁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回应,但只收到萧军的回信,表示支持。为此我和芒克专门找过萧军,才发现他对《今天》一无所知,由于糊涂加热情才写的回信。</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今天》解散后你受到影响了吗?</P>
<P>  <STRONG>北岛:</STRONG>1981年年初,我当时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新观察》隶属中国作家协会。后来调到外文局的《中国报道》,那是对外宣传的世界语刊物。此后在外文局呆了四年多,直到1985年。我在单位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调到昌平县的一个乡镇企业。在那儿呆了大半年又混不下去了,后来索性成了自由职业者。1987年春我去了英国,在大学当访问学者。</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朦胧诗”的争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P>
<P>  <STRONG>北岛:</STRONG>始于1980年。最初是“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诗,有个章明写了篇批判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后来公刘写了《新的课题》,谈到顾城的诗,慢慢引发了一个全国性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奇怪,没有人提到《今天》,因为它被当时的审查制度完全过滤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把“朦胧诗”还原为“今天诗”,为历史正名。</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争论的结果呢?</P>
<P>  <STRONG>北岛</STRONG>: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争论并没什么意义,可能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今天诗”更深入人心了。当时有三个人为之辩护,分别是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写了三个“崛起”的文章,后来他们因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特别是徐敬亚,压力最大。</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1973年你在做工人吗?</P>
<P>  <STRONG>北岛</STRONG>:我从1969年到1980年,做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第一期《今天》出版后,我送给邵燕祥一本。他很喜欢《回答》,还有舒婷的《致橡树》,问我能不能把它们发在《诗刊》上,我说当然可以,他就在1979年《诗刊》三月号发表了《回答》,四月号发表了《致橡树》。《诗刊》当时的发行量有上百万份,这两首诗广为流传,造成全国性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内部有争论:芒克反对《今天》的诗歌在官方刊物发表,而我认为应尽可能扩大影响,包括借助官方刊物的传播。</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你后来意识到《回答》的影响是什么时候呢?比如很多人写信给你吗?</P>
<P>  <STRONG>北岛</STRONG>:在1979年《今天》第一次朗诵会上,陈凯歌朗诵的就是《回答》这首诗。当时很多人喜欢这首诗,在我看来是表达一种反叛精神,与时代的转折有关。我理解人们的这种阅读期待。但我并不认为这首诗是我的代表作。</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为什么呢?</P>
<P>  <STRONG>北岛</STRONG>:它属于我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比较幼稚比较简单化的阶段。由于这首诗黑白分明、朗朗上口,所以易于传播。说到底,它源自我们上一代的**诗歌,立场不同,但方式方法语调修辞是基本一致的。</P>
<P>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岛或一代人成长的小说》。在他看来,《回答》和毛泽东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间,有着回声般的对应关系。说得有道理。《回答》中的反抗者如同镜像中的主宰者。问题是谁有权代表谁来宣告呢?这里有一种僭越的危险。一不留神,反抗者就转变成了主宰者。历史上这种事儿还少吗?</P>
<P>  直到现在出门参加活动,中国听众还坚持要我朗诵《回答》。我觉得他们都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如果诗人往前走的话,就只能不管不顾,越走越孤独。</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今天”派一开始写的就是比较现代的诗,这种资源是哪来的?</P>
<P>  <STRONG>北岛</STRONG>:坦率地说,我们的诗歌只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个是**主义诗歌,一个是毛泽东的古体诗词。而后来汇进来的西方现代诗歌,由于当时不懂外语只能依赖译文,使这一资源变得非常有限。我们开始写诗,多少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凉感。是青春和社会高压给予我们可贵的能量。</P>
<P>  如果把《今天》的历史放在一个大背景中看,首先要看到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重大偏离。《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是工人教育知识分子的运动”;而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彻底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的链条断裂。无知者无畏,正是一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条新路。这是中国文学的可悲之处,又是幸运之处,纵然有缺憾,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毫无疑问,从“五四运动”发端的中国新诗,到七十年代末异军突起,我相信这一影响会持续很多年。</P>
<P>  <STRONG>南方都市报</STRONG>:在受到西方文学的多年熏陶以后,再回头去看当年的那些作品,你会觉得不满吗?</P>
<P>  <STRONG>北岛</STRONG>:虽说我们的传统资源不多,但参照系可非常复杂。“今天派”诗歌靠造反起家,它造了老祖宗的反,造了**诗歌的反,等于也造了自己的反,自然对西方文学也并非那么毕恭毕敬。对文学史家来说,关于“今天派”产生的原因,以及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和近代史及**的关系,和**的关系,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题目。</P></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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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H1>北岛:这世界仍是一片陌生的海滩</H1>
<DIV style="FONT-SIZE: 12px; COLOR: #000000"></DIV>
<DIV style="FONT-SIZE: 12px; COLOR: #999999">赵健雄</DIV>
<DIV style="FONT-SIZE: 12px; COLOR: #999999">
<HR width="100%" SIZE=1>
</DIV>
<DIV style="FONT-SIZE: 12px; COLOR: #999999">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5-07    </DIV>
<DIV style="HEIGHT: 30px"></DIV>
<DIV style="TEXT-ALIGN: left"><!--enpcontent-->&nbsp;&nbsp;&nbsp;&nbsp;至今收藏着北岛最早自行用油墨印刷的诗集《陌生的海滩》,蓝色封面上,用水粉画着一只长翅膀的眼睛,没有作者署名。这本集子收了他短到只有一个字、名为《生活》的那首诗:“网。”还有著名的《回答》,其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成为一个时代的写照乃至预言。更多诗篇,表达的却是一个年轻人对温情与爱的渴求,这长期以来被一些研究者差不多忽略了。
<P>&nbsp;&nbsp;&nbsp;&nbsp;“**”的绝对化思维,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简单的敌人、战友与第三者(当时称为逍遥派,往往大家都不喜欢、也难以容忍)。其实许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点点理解和同情及不愠不火的相处。
<P>&nbsp;&nbsp;&nbsp;&nbsp;1979年路过北京,一个老朋友带我去看北岛,算是初识。几年后,北岛携新婚的妻子邵飞来内蒙古周游,曾到我借居的平房聚饮。北岛是个细心人,记得还带了两瓶好酒,一瓶古井贡,另一瓶竹叶青。那天大家成箱地喝啤酒,只有阿古拉泰独自喝光了古井贡,而从来不收藏什么东西的我,居然把那瓶竹叶青一直留到现在,成为真正的陈酒。前些年暗中有个想法,可以在庆祝北岛获某个文学奖时邀同好来喝掉它,现在看来没戏了,也就更没喝掉的理由。
<P>&nbsp;&nbsp;&nbsp;&nbsp;借着酒兴,那天大家唱了半夜老歌,许多是“**”歌曲,北岛也兴致盎然。这种看来像是奇怪的精神悖离现象曾让我思考良久,发觉声音要比别的东西更沉潜在人的意识底层,甚至终身难以消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怕这也是一代人的宿命,即使最坚决的叛逆者仍不能不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和**。
<P>&nbsp;&nbsp;&nbsp;&nbsp;结束周游回北京后,北岛寄给我一篇某个老干部回忆长征的文章,希望能够见刊。以我当时想法,这不该是北岛的做法,也就没有理会。现在再来审视同一件事,觉得能够跨越不同的年龄与身份而寻求彼此的理解与友谊,正是北岛高明之处,也是他一直以来追求的理想境界。倒是自己,未免失之偏狭。
<P>&nbsp;&nbsp;&nbsp;&nbsp;北岛随后不久就出国去了。多年后,读到《失败之书》,那是他在海外寻求人与人之间友谊和温暖的记录,书题则表明了某种结论性的观点。许多以前的朋友对之不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理解,觉得他是不是放弃了曾经坚持的立场?
<P>&nbsp;&nbsp;&nbsp;&nbsp;我看完此书后不能不觉得沉重。北岛在海外交游颇广,其中不少和他一样是怀疑主义者,对身边的文明持批判态度,譬如美国垮掉一代的金斯伯格、其好友盖瑞、墨西哥诗人帕斯等,差别似乎在于那些斗士或学者,不管如何另类,最终都还是在某种人类文化中找到心灵的寄托,或是东方佛教,或是印地安神话;但所有这些都并不能安放北岛的灵魂,他的精神与身体一样,始终处于游荡中。其实这并不只是北岛的悲局,而是**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悲局,北岛不过以诗人的敏感,更早也更强烈地感受到它罢了。他所言之“失败”,如果我没弄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P>&nbsp;&nbsp;&nbsp;&nbsp;想起《陌生的海滩》一诗的结句“孩子们追逐着一弯新月。/一只海鸥迎面扑来,/却没有落在你伸出的手上。”这是无望中的希望,谁能证明自己的经验以外就没有一个生动与充满希望的世界呢?但对北岛来说,更大的悲局在于他已游历过了这个世界,却仍然未能消解自己的疑惑。(或许正是游历这种方式,令他很难介入一个社会甚而只是一个人的深处?)
<P>&nbsp;&nbsp;&nbsp;&nbsp;北岛和邵飞的婚姻关系就是在这种飘忽不定的游历中结束的。他目下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不大发出从前那种震聋发聩的声音了。对这位当代诗歌的先行者而言,身处其间的世界仍是一片“陌生的海滩”。</P></DIV>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TABLE class=pix14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90%" align=center border=0>
<TBODY>
<TR>
<TD class=pix18 align=middle height=50><STRONG>北岛:“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STRONG></TD></TR>
<TR>
<TD align=middle>2008年5月9日 </TD></TR>
<TR>
<TD><BR><BR>
<P align=center><IMG alt="" hspace=0 src="http://lit.eastday.com/renda/node5661/node5663/node5676/images/717071.jpg" align=baseline border=0></P>
<P align=center>&nbsp;</P>
<P>&nbsp;&nbsp;&nbsp; 北岛的散文有一种沉默的**和无以言传的沧桑感。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标志性人物,他以理想主义者的形象进入一代人的精神史。而最新出版的散文集《青灯》所呈现出的北岛,平静、从容甚至有几分老气横秋。记忆是根深蒂固的,不仅规定了过去的时光,也执拗地干涉着当下。在琐碎的日常文字里邂逅北岛,就仿佛为一场单相思折磨了一生的情种,见到魂萦梦牵的梦中情人却大失所望一样,是一种理想搁浅之后的痛苦。偶像不会沿着单恋者的自我想像成长。他虽然创造了神话,却不会为一个传说耗尽一生。</P>
<P>  诗歌在那个时代担负了精神启蒙的使命,北岛的声音被定格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朗诵会。从一个压抑的年代走出来,叫喊本身就是富有历史价值的。北岛的诗歌刻画着一代人的精神历程,告别英雄,回归自我,他用极其个性化的诗歌语言表达了一代人的反抗心态和精神冲动。冲破“**”语言的禁锢和思想资源的匮乏,“朦胧诗”的话语崛起有着并不突兀的内在逻辑。</P>
<P>  然而,随着语境的转换,诗人的精神面孔变得面目全非。时代成就了诗人,也放逐了诗人。告别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人便失散在庸常生活和市场功利之中。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北岛并不承认诗人失踪、诗歌失落这一事实。他说:“诗歌就像一股潜流,在喷发后又重返地下。”北岛的诗歌信念是坚韧的,他并没有因曾经的辉煌而无法接受落魄与寂寞。**冷却之后,他迅速地转入潜在的生存和写作。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北岛说:“真正的诗人是不会随社会的潮起潮落而沉浮的,他往往越向前走越孤独,因为他深入的是黑暗的中心”。诗坛的冷清或者荒芜或许只是一个表层的现象。诗歌永远是人类心灵内部的问题,我们无法用表面化的尺度来衡量。</P>
<P>  北岛的散文总离不开对诗歌往事的回顾。追忆是诗人的生存方式。作为一种写作现象,“朦胧诗”持续的时间只有十几年,可是作为一种怀旧主题,“朦胧诗”迄今仍然占据着当年人的记忆生活。在《青灯》中,北岛提及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记忆是时间之神的赏赐。诗人之所以忠于记忆是因为他拒绝杜撰生活。记住一个时代,不仅仅是为了缅怀过去,也不只是批判现在,更重要的是,恪守永不磨灭的精神地址会帮助我们找到迷失的心灵。</P>
<P>  北岛这样写道:“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这种晕眩常常会使我们无法恢复与理想、信念与梦的关联,沉溺于物质的包围中,遮蔽了灵魂生活的光芒。诗歌从本质上说是对抗空洞的叫嚣和粉饰的假相的。读北岛的散文,诗人的愤怒仍然闪烁其间,提醒我们,这些文字并不是真正的拉家常,而是一股随时能够奔涌而出的潜流。</P>
<P>  (《青灯》,北岛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P></FOUNDER-CONTENT><BR></TD></TR></TBODY></TABLE>
<P>&nbsp;</P>

[ 本帖最后由 力量与美 于 2008-11-7 11: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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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阿根廷足协宣布马拉多纳上任

<P>祝贺迭戈成为阿根廷国家足球队主教练!</P>
<P>真是马拉多纳的生日大礼</P>
<P>他的生活可以正常了</P>
<P>因为他是为足球而生的球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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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H1 id=artibodyTitle style="COLOR: #03005c"><FONT color=#ff0000>LG杯古力险胜李昌镐 决赛将与李世石世纪对决</FONT></H1>
<DIV class=artInfo><SPAN id=art_source><FONT color=#800080></FONT></SPAN>&nbsp;</DIV><!-- 正文内容 begin --><!-- google_ad_section_start -->
<DIV class=blkContainerSblkCon id=artibody><!--正文上部推广 begin--><!--正文上部推广 end--><!--视频媒体显示 begin--><!--视频媒体显示 end--><!--视频显示 begin--><!--视频显示 end--><!--视频下载显示 begin--><!--视频下载显示 end--><!-- 显示附图 begin --><!-- 显示附图 end --><!-- 显示图片 begin -->
<CENTER><IMG alt=LG杯古力险胜李昌镐决赛将与李世石世纪对决(谱) src="http://i1.sinaimg.cn/ty/go/2008-11-05/U2806P6T12D4053947F44DT20081105172520.jpg" border=1><BR><IMG style="BORDER-TOP-STYLE: none; BORDER-RIGHT-STYLE: none; BORDER-LEFT-STYLE: none; BORDER-BOTTOM-STYLE: none" height=5 src="http://i0.sinaimg.cn/home/c.gif" width=1><BR>LG杯半决赛古力对阵李昌镐 <BR><BR></CENTER><!-- 显示图片 end --><!-- 输出内容-新分页 begin -->
<P>  </P>
<P>  北京时间11月5日,第13届LG杯世界棋王战半决赛在韩国济洲岛格兰特饭店落子。古力九段在今天的比赛中险胜李昌镐九段,结束了韩国棋手在本赛开始以来的人数优势。另一场半决赛李世石九段击败朴永训九段。这样,中国和韩国围棋的第一人将在世界大赛决赛中相遇。 </P>
<P>  <STRONG>古力有惊无险</STRONG></P>
<P>  四强之中中国仅有古力一人,古力的压力不可谓不大。好在现在的古力已经在重大赛事中身经百战。在这次半决赛中,他并没有失常之处。</P>
<P>  双方似乎有备而来,本局的布局进行得非常快。李昌镐近年来棋风有所改变,本局的序盘体现了出来。执黑的李昌镐上来就对古力左边白棋进行了攻击。当时白棋只身向中腹猛跑,而黑棋则可上下兼顾,李昌镐一度比较主动。</P>
<P>  李昌镐开局就上手攻击,攻着攻着似乎有些收不住手了,下出黑37挖白棋的俗手。因为这一手棋有问题,李昌镐失去了战斗的控制。待白棋于46手对黑棋展开逆袭时,主动权已经掌握了古力手中。</P>
<P>  在不利局面下争得主动以后,古力出现了一些混乱。他没有及时地在右边展开,错过了迅速控制整体局面的好机会。据洪旼杓六段讲解时的意见,当时古力如果在右边出手的话,不仅实利大,而且同时可以牵制右下黑模样,另外还可以间接支援中腹白龙。可谓一石三鸟。</P>
<P>  李昌镐机敏地抓住机会,迅速把右下模样张开,古力刚刚到手的主动权又丢掉了。随后李昌镐快速在上边抢占实地,使盘面重新回到平衡状态。进行至中午封盘时,双方形势大体相当,古力的实地不错,稍好下一些。</P>
<P>  在中午封盘前的一段进行中,古力曾放弃上边实地,非要把棋走厚。他的这一决定主导了下午的棋局进程。因上边白棋厚实了,李昌镐最终不敢动手守右上角。随着第88手古力大飞进右上角,优势重新回到古力手中。</P>
<P>  在后面的进行中,当初白84手走厚的威力仍然存在。李昌镐因左边黑龙存在弱点,未能把上边转化为实地。至122手古力先手破掉黑上边时,优势已经明朗化 。</P>
<P>  李昌镐显然对他的官子还是有自信的。在劣势之下,他顽强地追赶,而古力在优势下有所保守,比如白168手自保的一手,完全可以扳出去作战。官子阶段古力有所失误,但胜负并未发生变化。李昌镐追到细棋的时候,无力再追了。这盘棋至266手结束,古力以1目半获胜。</P>
<P>  <STRONG>李世石狂胜朴永训</STRONG></P>
<P>  李世石在与朴永训的比赛中,又恢复了他凶残的一面。这盘棋完全是力量的较量,朴永训在这方面有所欠缺,输得非常惨。</P>
<P>  在大战打响以后,李世石完全以屠龙为目标行棋。朴永训上边白龙做活非常困难,最终勉强脱险,也付出了把右边完全放弃的代价。勉强坚持至173手,朴永训即投子认输。</P>
<P>  这盘棋看起来李世石赢得非常漂亮,但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比赛结束后,李世石表示:“本来序盘我的形势并不好。可朴永训九段在上边白棋的死活上出现了错觉,导致胜负的天平迅速倾斜。”</P>
<P>  中国和韩国的第一人将在世界大赛中相遇,这将LG杯决赛番棋较量是棋迷们期待已久的。在韩国棋院的正式对局记录中,李世石以3-4落后于古力,这个记录不包括在中国围棋联赛中的胜负。</P>
<P>  对于与古力争夺冠军,李世石表示:“在中国联赛中我也古力九段了也下了许多盘,基本上是胜负各半。我要找古力报仇,所以我会认真对待这次决赛。”</P>
<P>  本届LG杯世界棋王战三番棋决赛将于2009年2月23-26日在韩国江原道仁济郡进行。本届比赛的冠亚军奖金分别为2.5亿韩元和8000万韩元。(夏雨) </P><!-- 输出内容-新分页 end --><!-- 独家提供 begin --><!--p class=title12>  <a href=http://sports.sina.com.cn/others/200006/3052545.shtml target=_blank>新浪网关于版权的最新声明</a></p--><!-- 独家提供 end --><!-- 球迷论坛显示 end --><!-- 球迷论坛显示 end --><!--体育推荐 begin--><!--体育推荐 end--><!--国足推荐 begin--><!--国足推荐 end--></DIV><!-- google_ad_section_end --><!-- 正文内容 end --><!--关于内容的操作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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