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与美

诗人北岛：我的乡愁变得没有指向性
2011-07-26 08:18 中国青年报




       7月20日，北岛在2011香港书展上作题为“古老的敌意”的演讲。他援引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名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 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他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并在演讲中批判“粉丝文化”。

不过，北岛的“敌意”和批判，反倒让他的演讲成为2011香港书展近300场文化活动中最火爆的场次之一，300余人的演讲厅座无虚席，等待签名、合影的读者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其中不乏内地读者。

近几年来，北岛的散文集《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和《城门开》等，陆续通过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等机构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但近期，北岛毅然暂停散文和专栏写作，集中心力重新写诗。7月21日，北岛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写散文对诗人来说比较容易，会上瘾

记者：您在结束欧美近二十年的生活后，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教职已近4年，内地读者通过《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和《城门开》等散文集，也了解到您近年来的最新创作。您这几年的主要工作还有哪些？

北岛：我是2007年8月1日来香港的，还有10天，我来香港就整整四年了。这四年除了写《城门开》以外，我和朋友一块儿编了两本书，第一 是《70年代》第一卷，现在在编第二卷，年底差不多会出来；另外就是《暴风雨的记忆》，关于北京四中的。从出版角度讲，主要是做这两件事。

另外还做一些诗歌活动，因为大学有很好的平台。2009年开始做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那个时候决定每两年一次，今年11月会做第二 届，除了邀请的诗人更多以外，我们会给每个应邀前来的诗人出一本双语或者三种语言的诗选，也会做更广泛的宣传。希望这样的诗歌事件不仅仅是香港的文化事 件，而且是大中华地区的文化事件。

记者：您这几年的散文给汉语世界的不少读者留下了非常愉悦的阅读体验，是不是因为以诗人的语言训练和技艺去写散文，会觉得游刃有余？但香港青年诗人廖伟棠近期有文章称，您刚把散文和报刊专栏都停掉了，转而闭门重新写诗？
北岛：是的。对诗人来说，写散文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想写诗，但是发现散文容易让人上瘾。法国一个很重要的华人学者熊秉 明说过“一把米能够喂几只鸡”的问题，他说其实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如果我只有一把“米”，我想喂散文这只“鸡”，又要喂诗歌这只“鸡”，是几乎不太可 能的。一旦接手专栏写作，你会像日夜兼程一样赶路，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我决定干脆把所有专栏彻底停下来。这段时间完全不写散文，集中精力在诗歌上。

不能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

记者：“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是近年香港书展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悲观者往往认为每年7月的书展是香港出版和文化的一个短暂的虚假繁荣，而乐观者高调肯定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您作何考虑？

北岛：香港在“文化”上不比内地任何一个城市差。从这个角度讲，“香港文化沙漠化”就是一个伪命题。来香港四年，接触到一些香港知识分子和 作家，我挺佩服他们的，比如卢玮銮（笔名“小思”），最近他们的《双程路——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1963—2003》获得这一届的“香港书奖”。看他们 接受的采访，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远远超过我们。他们专注，香港像他们这样的文化人也有一批，比如曾经的《八方》杂志，我在上世纪80 年代看到的时候非常佩服，水平办得相当高。

香港作为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它在“文化”上应该不亚于中国其他地区，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沙漠吧。

记者：您对真实的香港有全面了解吗？包括对比较底层的香港都怎么去了解，有没有一些特殊途径？

北岛：我这方面做得不够，没有去天水围那种底层社区实地考察，其实我是借香港这个大树来庇荫。我每天基本上就是从我家到我的书房，除了教书以外也很少去学校，基本的生活直径其实就是一公里。除了自己写作和编辑以外，我主要在做国际诗歌方面的活动。

我承认我对香港的了解，更多是通过书本得到的，比如陈冠中、吕大乐他们对香港的研究。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对香港的了解过于贫乏，要重新梳理香港的历史，所以有意识地去读一些他们的书。

记者：陈冠中先生这几年长住北京，读他写香港的这些文字，与您这四年的香港经验对照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北岛：他去北京了，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世界是需要错位的，大家互相掺和一下；我离开北京，在国外漂泊那么多年，现在来到了香港。就是需要这 种出走和回归，对于香港人来讲也是，如果他们不离开香港，他们的眼光也非常有限；如果我不离开中国，我的眼光也非常有限。正是因为远离自己的故土，带来了 一个新的视角。

用中文写作，你一定会对这个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记者：在昨天的演讲中，您认为生活境遇的改善有时可能对写作不一定有利，可您今天的薪金非常高，生活条件肯定比早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抡大锤时强多啦。

北岛：生活和写作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不能说这阵你生活得好了，就写得差了，下一段因为生活过得苦就一定写得好。二者有一个大致的互动关系，就像我说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一样，他一生可以说过得很平静，但是我想他内心不是这样简单。

我曾经概括过，写作需要两点，一点是心苦，一点是命苦。很多人对痛苦的那种感知程度比别人强，这也可以成为一种作家，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受罪。命苦和心苦往往连在一起。

记者：在近年的各种表述中，您似乎谈不上有什么乡愁。

北岛：你说完全不想回去，这也不是真的，但是我那种乡愁没有了，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对于北京，如果回去只是想看亲人，最重要的是我母亲，她90岁了；还有一些老朋友，但是现在连朋友都可以到香港来，他们经常组团来看我，现在这个也不是问题了。

一个作家的宿命是，你用中文写作，你一定会对这个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和乡愁几乎没什么关系。我漂泊二十多年，现在不知道我家在 哪儿，你说北京是家，加州也是家，巴黎可能也是家，现在香港也是家。所以，我的乡愁已经变得非常的没有指向性。我也想曾经住过的地方，会想念那儿的朋友。

我们这代人经历不太一样，我从8岁离开北京去上海，跟我母亲去探亲看我外公时开始，就有很强烈的冲动，想要远离自己的故乡，后来终于走到了回不去的地步。

这和我们这代人的反叛有关系，后来“串联”、出国，海外漂泊，都和不断向外走的冲动有关系，远离自己的文化，远离自己的家乡，这是另一种紧张。同时，又有思乡的过程，所以又是一种紧张关系。

历史现象需要复杂地去看，否则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

记者：《城门开》中您指出，您父亲当年担任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时，奉命定期去“刺探”挂名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诗人冰心的思想动态，然后向组织汇报。但也有批评者认为您的这种“忏悔”太过宽容，放弃了对个体在极端年代坚守良知可能性的追问。

北岛：有机会这个我们可以另外谈。这个确实涉及对**的看法。不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你很难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现在我们容易很简单地否 定他们，包括对杨振宁这一代的老知识分子。你要充分地理解，**在当时是合法的，他们相信**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件事，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理想。在我父亲 那个时代，**是**，**都是正面角色，我认为章诒和的写作最大的问题是，她完全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事件，把冯亦代写成反面角色，这完全是对历史 的误解。在当时，冯亦代打小报告、自己向党交心，这是**很自然的过程，只不过到了后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如果不很复杂地看这段历史现象的话，就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包括我父亲，我觉得那个汇报在当时没有什么，不是所谓“卧底”。当时向党交心、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汇报别人的思想，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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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作家就是应该孤独的
：2011-07-25


晨报记者 陈文 香港报道


    和北岛的访谈约在香港书展的一个中午，快1点钟了，他在连续不断的访谈中一直没有吃饭。诗人的穿着很简单，只是一件皱巴巴的POLO衫，他眼神平静，语速缓慢，丝毫没有记者预想中的那种气场——反抗、愤怒、锐利。场面就像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在和他的学生聊天，但没想到，这个眼里透着安然和祥和的老头，一开口便字字犀利。


“写作是一门孤独的手艺”


    “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引用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句，北岛用诗人特有的方式批判目前某些作家身上存在的问题——他直言，作家就是应该孤独的，写作和孤独紧密相连。若一个作家只顾吃喝玩乐，追求优渥的物质生活，怎么能写出好的作品。

    在北岛的自我描述中，他如今在香港的生活，淡得就像一杯白开水。“每天像上班一样去写作。早上，穿过一个环境很好的公园，走六七分钟到我的书房，中午在书房给自己下个方便面，晚上回到家里，和孩子们过家庭生活。”作为一个北方人，虽然还很不习惯香港的种种，但他说，比起在国外的漂泊，已经很满意了，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多年的漂泊生涯，让北岛深感孤独的好处，“所幸我一直没有放弃写作”。他说：“我常常为我同代的作家和艺术家朋友感到痛心，并借此不断提醒自己，他们被金钱被权力彻底打垮，其实他们是被自己打垮，换句话说，就是不再跟自己过不去了。这是最后一道防线，向整个世界彻底投降，同流合污，无可救药。他们降低自己的写作水准来迎合大众的趣味，妥协的结果就是大众文化变得粗鄙化和泡沫化。”“作家天生就应该有三种敌意，对所处的时代、母语和自己。”北岛坚持自己的活法——远离主流文化，“没有办法，这是一个作家和世界的基本关系，一个严肃的作家，必须对自己的写作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反省精神。写作，就是一门孤独的手艺。”


“诗人和读者只是偶然相遇”


    孤独的诗人总是对一些东西有着天生的抗拒。北岛有很多读者——他宁愿称呼他们是读者而不是“粉丝”——有人因为他早期的诗歌喜爱他，批评现在的诗人“已死”；有人更在意他在海外漂泊的过程，而不是他诗歌本身的力量，但他说，无论读者们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和反应，他都不是很在意。

    “读者和诗人相遇是一个偶然的过程，相遇了也可以离开。”北岛说，曾经他在国外朗诵，一些过去的读者会说，我们喜欢你早期的诗，能不能为我们朗诵《回答》，他并不是很乐意这种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反思，会反对‘粉丝’文化，我觉得诗人是不需要‘粉丝’的。至于有没有人喜欢诗歌，是一个偶然相遇的过程，如果他们意识到诗歌的重要性，他们在一个时期喜欢过诗歌，这就足够了。”

    “‘粉丝’文化，就是一个商业化的阴谋，我不需要，如果不是我的编辑逼着我来，我根本就不会来。”在北岛看来，“粉丝”本该是娱乐圈的东西，如今扩散到文学界和文化界，是一件很可悲的事，这也与当今文化的低幼化倾向有关。他甚至用“邪教”这样骇人的字眼，形容如今一些作家身边围绕的“粉丝”现象———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大家都忽视痛苦的存在，这些作者就像教主，骗财骗色，而“粉丝”则因此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心理安慰。

    “真正的读者，不是盲目地崇拜某个作家，而是去怀疑他，给他所热爱的作家必要的压力。”北岛说。


“物质时代的孩子丢失了青春”


    所以说，孩子们都不喜欢诗歌了吗？当诗歌这个和青春密不可分的东西，被“粉丝”文化、物质文化和娱乐文化渐渐冲垮，被挤出年轻人的生活时，北岛感到很沮丧。“现在问题是，孩子们虽然生活在青春期，但是他们没有青春的热情。”对于现在的90后很少再有读诗、写诗的氛围，北岛说他感受到了。“这是物质主义时代一个很悲惨的结果，我经常看到孩子们暮气沉沉的，包括我的学生也是这样，他们对世界没有好奇心，他们甚至没有记忆。最可笑的是，我让他们写一个他们童年生活的记忆，他们没有细节。怎么可能没有呢？我真的感到非常沮丧。”

    在这个问题上，他觉得香港和上海存在同样的危机，“在高度商业化的时代中，上海转型的速度更快，它迎合了资本和权力代表全球化的进程，没有一个抵抗的关系。”因此，年轻人的理想变成了车子、房子，创业成功被认为是一个相当崇高的理想，北岛说，这种太务实的市民文化导致了文化的缺憾。

    虽然，现在上海还是有一些诗人在努力，在坚持写作，想让这种行为变成一个社会热情的事情，但结果很难判断。


“诗歌的教育需要一种织体”


    为了在贫瘠的土壤上播撒诗歌的种子，北岛在努力，他的主要工作是操办两个国际性的诗歌活动——“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和“国际诗人在香港”。“两个计划相互补充，前者每两年一次，后者一年两次。我们会请国际诗人到香港来住一段时间，和香港的读者和本地诗人进行交流，同时给他们出版双语诗选。如果经费允许，我们还会从中发展出新的计划。”但是，北岛承认，诗歌的推广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诗歌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引起社会效应，但它又不够扎实，人们过了诗歌节，就又马上开始进入繁忙的生活”。因此，北岛表示，自己的工作将会做得再具体些，比如让国际诗人和香港社会更加互动，组织工作坊，由专家进行导读，不仅介绍个人的诗歌，同时介绍该国诗歌的历史等等。“我认为，诗歌的教育其实是需要一种织体的，就像布一样织出不同的花纹。你光织一个大的事件是不够的，需要不断的东西来补充。”

    所幸，他觉得在香港做诗歌虽然很难，但至少香港人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专业精神。“他们对金钱和权力的关系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找基金会出钱，你只需要向它报账，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最多登一个是他们赞助而已。但有的地方，虽然你也能找到钱，但之后肯定是无数的麻烦，背后总是利用诗人，为他们做广告。”


“我抗拒博客、微博”


    诗人孤独，但并不是固执的人，他愿意接受新事物，“我也看盗版啊。”他笑着说。他看电影看电视剧，《新三国》、《潜伏》、《黎明之前》都是他之前追的剧集，他觉得内地的电视比电影好很多；他更经常“触网”——3年前他就办网站、搞论坛、当版主，更知道“僵尸粉”这样最新的网络词语的含义。

    但是，了解并不等于认同。北岛说，博客、微博这些东西他都是抗拒的，“陷进去会占用我很多时间，我的精力有限”。北岛称他从没开过博客，现在新浪上北岛博客是有人盗用他的名字开的，他声明过，但没人听。曾经有人也劝他开微博，说如果他开微博，肯定能送他几万个“僵尸粉”——他知道“僵尸粉”的含义就是从这来的。“我听人描述过，内容太有限，才100多字。”

    不过，北岛还是很欣赏如今微博开始参与到很多社会性事件的现象，“微博可以关注民间，比如丢失的孩子什么的，这是好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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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北岛获布朗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2011年06月02日
　　

     诗歌报网站记者小鱼儿据相关网络消息综合报道，著名华语诗人北岛获布朗大学文学博士荣誉学位，以下文字是由李彦华从布朗大学网站上翻译的内容：

　　布朗大学于2011年5月29日星期日下午举行的第243届毕业典礼上，向十位人士颁发了荣誉学位。按照布朗大学的传统，学位以拉丁文授予。布朗大学校长路斯·西蒙斯为每位获颁学位者宣读了褒奖词。在为北岛颁发文学博士(Doctor of Letters, Litt.D。)的褒奖词中，他说：你用深邃的、充满力量、让人难以忘怀的诗句，向你的祖国和世界发出了声音，谱写自由和表达的乐章。你曾经写道：“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从***广场到更远处，这些诗句激励着青年们改变世界的热望。作为一份民间文学杂志的创始人和出版者，你常常不惜以自身和家人付出的巨大代价，为你的同胞创造并培育一个向世界表达自己的平台。为了你对于人性根本之美德的坚持不懈的信仰、为了你对于书写文字之力量的信心，为了你对于人类之自由的深切的信念，我们授予你文学博士学位以致敬意。

     Through your insightful, powerful, and haunting poems you have given voice to a movement of freedom and expression in your home country and abroad. You once wrote: “I don’t believe the sky is blue; I don’t believe in thunder’s echoes; I don’t believe that dreams are false; I don’t believe that death has no revenge。” From Tiananmen Square and beyond, these words have inspired young people yearning for change. As the founder and publisher of an underground literary journal you have, often at great personal cost to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created and nurtured a platform for your fellow citizens to express themselves to the world. For your persistent faith in the fundamental goodness of humanity and 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word and for your deep belief in freedom for all, we honor you with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Letters,honoris causa. (来源：诗歌报月刊)

(编辑：qiuqi)

水岸上的过客

更新了！！！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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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向美国学习,还是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
甘琦-----


       那是本精装小书。灰色封面，中央一枚藏书票图案奇异，在午后的光线下呼之欲出。我忍不住从架上取下来。书名字体很小：《出版业》。翻过深灰色环衬，是更小的书名和简单的出版社标识：V。再翻，小书才通过扉页上的副标题开口说话——跨国公司如何接管出版业并改变我们的阅读。

　　二○○一年夏天，我再次赴美求学。等待开学的那段日子，我在波士顿一家书店的二楼角落消磨了不少时光。那时我不可能想到，某个下午邂逅的一本书，会和后来的生活轨迹有什么暗合。

　　当时我正被美国出版业标志性刊物《出版人周刊》(Publisher ,s Weekly)弄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本书适时出现，还树于林，并带给我历史视野。它以四十年的圈内人经历，描述和分析了战后美国出版业的变迁。其发现是：日益强势的综合传媒集团的商业运营结构，改变了出版的性质，抽空了传统出版业的智性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批评功能，使出版业沦为娱乐业的附庸，从而伤害了**。作者安德列•西弗林（André Schiffrin）生于一九三五年，不到三十岁就被兰登书屋创始人贝纳特•塞尔夫（Bennett Cerf）任命为其旗下万神殿（Pantheon）社长。三十年后他率众起义，倒戈兰登书屋，一九九○年创立最早的非营利出版社之一——新出版社（The New Press）。由他引发的行业地震，从“物种意义上”重塑了美国出版业景观。

　　想不到五年后，我受雇于那个V字所代表的沃索（Verso）出版社，在其纽约分社工作。沃索以出版左翼思想家的作品著称，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阿尔杜塞、哈贝马斯、詹姆逊、本•安德森、齐泽克等都是它的作者，这在美国具有几乎刺目的批判色彩，而我的职责，首先就是把这个思想库变成现金流，以保障沃索批判的本钱。

　　深秋的一天，我忽然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安德列•西弗林的助理打来的，约我与西弗林先生共进午餐。对这个意外邀请，我很难说喜大于惊或惊多于喜，总之是领略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出版人的个人风格。

　　其实我一到沃索上班，就在样书架上找到了《出版业》一书，发现不仅有灰色封面的精装本，还有浅绿封面的平装本，都让人爱不释手。我查过发行数据库，发现累积销量居然高达三万册，版权卖出二十多个语种。中文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二○○四年出版。

　　那是个雨雪交加的日子。我从办公室沿小街步行到同在纽约苏荷区的新出版社。新出版社已不在书中描述的被弃置的房子，而是占了一幢不大的旧式建筑的一层。亚裔执行主编安迪（Andy Hsiao）前来迎我，带我参观开放式的办公空间，一路跟人打着招呼。安德列终于出现。他身着深色呢大衣，扣子扣得中规中矩，那种饱经世故的沉稳，与周围轻盈的风格形成反差。他个子不高，和我握手时没有笑容，几乎省略了寒暄。

　　在一家泰式餐厅坐定后，他拿出一本书送我，是前些年他们出版的查建英的英文书《中国波普》（China Pop: How Soap Operas, Tabloids and Bestsellers Are Transforming a Culture）。看来让他感兴趣的首先是我的中国背景，说不定还有新出版社和沃索既是同道又是对手的微妙关系。沃索总部虽在伦敦，其纽约分社已运行十多年了，与新出版社在选题和作者上均有交叉。

　　果然，安德列开门见山：为什么沃索会请你来？听他把“你”字毫不掩饰地加重，我不禁笑道：也许沃索请我是个错误呢。我继而简述了与沃索的渊源。他认真听，不加评论，但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接着是典型的“出版人午餐”，交换信息，谈行业问题，评论彼此书目，商讨合作可能。午餐，是纽约出版圈运转的秘密动力。作者与代理人，代理人与编辑，编辑与企划、与发行人，都少不了午餐档的会面，难怪业内人士日常备览的其实是“出版人午餐”(Pudlisher ,s Lunch)，一份会员制电子周刊。

　　“想出什么就出什么”：出版业的天真时代

　　 转年春天，我应邀去安德列家中拜访。

　　他家位于纽约上城西，老式的赤褐色砂石建筑，一架窄小的专用电梯缓慢升向十六层。一出电梯，赫然就是客厅，两扇大窗几乎将半个曼哈顿尽收眼底。侧面是铺向屋顶的书墙，一扇小门开在底端，一位优雅的老妇人默然进出。我读过安德列不久前出版的自传《**教育》，断定那就是他二十几岁在剑桥读书时倾心的英国女子。也是从那部自传中，我得知安德列是**犹太人后裔，父亲雅克•西弗林（Jacques Schiffrin）曾是法国声誉卓著的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人，纪德、萨特、波伏瓦等巴黎左岸知识分子一度是他家常客。安德列五岁那年，希特勒进军巴黎，他们一家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大逃亡，辗转来到美国……

　　这一次，我和安德列的话题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万神殿和兰登书屋开始。

　　万神殿其实是安德列的父亲和德国出版人科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美国后共同创办的。科尔特是最早在德国出版卡夫卡的人，也是最早把《红楼梦》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的人，后来是万神殿把《红楼梦》从德文译到英文出版。《易经》英译本也是万神殿最先在美国出版，出版时无人问津，六十年代忽然被读者接受，精装本一印过百万册。

　　安德列说起万神殿历史如数家珍，追问后才得知他父亲五十年代初便郁郁而终，并未给他留下任何资产。六十年代，万神殿出版《日瓦格医生》大获成功之际，卖给了塞尔夫创立于一九二五年的兰登书屋。塞尔夫在买下万神殿及另一个著名文学品牌克诺朴夫（Knopf）后，加上之前以美国文学见长的兰登，一下拥有了覆盖整个欧洲、美国和东方文学的组合。他很高兴延续这种联盟状态，让每个分支继续做他们想做的事，不指望赚大钱。这就是兰登书屋延续到七十年代末的基本格局。

　　血液和家族传统往往以曲折的方式延续。安德列靠奖学金完成了耶鲁大学学业后，又到剑桥求学。为照顾母亲，他一毕业就从伦敦返回纽约，在新美国图书馆找了份助理编辑的工作。不久，万神殿要找有国际联系的年轻编辑时，选中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从事出版是从事**活动（大学期间他曾积极参与民权运动）之外介入社会的理想通道，这符合他的自我期许，于是全心投入，两年后即被任命为万神殿社长。

　　“那时候出版社很小，只有十几个人，但贝纳特完全信任我们，想出什么出什么。我也不觉得是为兰登书屋工作，而是为万神殿工作。那时真是出版业的天堂。”他说。

　　鉴于当时美国社会的主流心态仍被麦卡锡主义恐惧症控制，安德列在出版文学作品的同时，还热衷出版“挑战性观念”。他跑回母校剑桥，一本接一本签下读书时代的偶像蒂特莫斯、托尼、希尔、霍布斯鲍姆等欧洲左翼学者和思想家。他也尝试不同文化的历史，出版了一套“反教科书系列”，“试图挑战冷战偏见下的亚洲研究”。

　　“当时，我曾把瑞典文的《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通过小村庄里每个村民的生活，让美国人第一次用中国人的眼光看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CIA报告中的中国……”

　　安德列说这话的时候，我忽然想到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里的话：这个世纪激起了人类最伟大的想象，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美好的设想。

　　谈话中，我还留意到，安德列脑子里有本印数账：“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的小说都成了中等规模的畅销书，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平装本就卖得更多了。”终于，他发现六十年代曾卖数十万册的乔姆斯基的书，到七十年代后期逐年下降。“图书销量是无法验证却准确之极的社会变迁统计”，他意识到时代变了。

“单本核算制”：出版业的管理时代来了

　　时代变了，兰登书屋的所有者也变了。兰登书屋本是家族公司，按美国法律，家族公司在大股东去世后会被课以极重的遗产税，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公司变成法人，因为法人不会死。兰登书屋变成法人后，于一九六五年卖给美国电子业巨头美国无线电公司。六十年代，出版社卖给电子公司曾风行一时，电子公司本以为会赚大钱，很快发现事与愿违后，又纷纷把买来的出版社卖掉。但买得起兰登书屋的买家并不多，直到八十年代初，才遇上媒体大王纽豪斯（S. I. Newhouse）。其时，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已各自开始执政，开启了持续至今风头不减的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时代。

　　“一半出于天真，一半出于无知，谁也没去调查纽豪斯买下其他公司后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只是相信，既然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品收藏，既然他能多年资助他妻子的旅游出版，无疑也会兑现他对兰登的承诺：尊重编辑权独立。因为他公开表示收购兰登不是为赚大钱，而是出于对兰登书屋文化和智性价值的仰慕。”安德列说这话的时候，语调一如既往，我却暗自惊讶那个出版业的天真时代竟离我们这么近。

　　“接下来发生的是，纽豪斯的经理人开始要求每本书都要赚钱，而且要马上赚，这就是‘单本核算制’，即每本书都要做一个盈亏表，不赚钱的书不赚钱的系列则没有出版的必要。相应地，企业一般管理费用被要求分摊，包括万神殿认为根本不必要的昂贵办公楼和高管层巨额年薪。”

　　“单本核算制”不过是今天出版业习用的财务管理制度。想不到，在它最初浮出历史水面的时候，曾具有那么强烈的对抗性和象征意味。

　　除了管理原则的分歧外，对安德列和他的同事来说，麻烦还在于，“**上，纽豪斯要求我们停止出版批判性著作，而要出更多的支持右翼的书，少一点左翼的书”。

　　“他们当时用的就是‘右翼’、‘左翼’这个词吗？”我问。

　　“他们最初用的就是这个词，后来赖账了。”安德列答道。看来这些作为**标签的词汇具有普世的敏感。

　　纽豪斯个人**上十分保守。他让兰登书屋支付巨额预付金给纽约地产投机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及在他的电视栏目“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中出现的显要朋友。他支付给南希•里根三百万美元首付，显然没赚回来。他甚至签了麦卡锡同党、辩护律师罗伊•柯恩（Roy Cohn），只不过书未完成后者便去世了。最后，他终于雇用了银行家出身的意大利人维塔里（Alberto Vitale），取代了老兰登掌门人罗伯特•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维塔里上任后公然声称他根本没时间读书。他的确不读书。在他摩天大楼的办公室里悬挂的，不是作者像或书影，而是他的私家游艇的丽照。他用十足的反智主义突出所谓的商业果断，他认为万神殿应该砍掉三分之二的书目，裁员三分之二，只出赚钱的书……那时候，我便和同事说：“算了，让它去吧。”

　　万神殿编辑集体辞职，成为美国出版史上罕见的**行动。成百上千的万神殿作者宣布与兰登书屋解约。一张当时美联社的新闻图片里，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正举着喇叭向公众讲话，胸前挂着的大牌子上写的是“挽救我们的万神殿”，他身边站着历史学家阿诺•迈尔（Arno Mayer）和小说家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大刀阔斧的意大利银行家毕竟壮志未酬。一九九八年他被解职时《纽约时报》披露的兰登书屋利润率仅有千分之一，乃至人们怀疑是校对错误。作为对比，万神殿在安德鲁主持的二三十年间，销售收入从百万美元稳步上升到两千万美元，他离职不久就有两本书获普利策奖。

　　“那你是否怀疑过，当时的兰登书屋仅仅是用人错误，而不是结构问题。如果当年纽豪斯雇你来操盘，会不会皆大欢喜呢？”我问。

　　安德列的回答肯定而巧妙：“不如打个比方。的系统有政委，把握发展方向。集团公司相似，财务人员就是政委，指导原则是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如果诗歌赔钱，很简单，砍掉。翻译书赔钱，砍掉。慢慢地，严肃类别越砍越少。所以这是个结构问题，根源就是商业野心。”

　　他继续说道：“这个结构拒绝冒险，因此新作者很难获得出版。一方面，它只关注畅销书和大作者，导致大作者被过度支付。另一方面，一旦发现小出版社出版了成功的作者，就用高额预付金把他们抢到手，导致小出版社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局促。你看看曼哈顿的情况就知道，幸存下来的独立出版社已屈指可数。”

　　“那么你认为以利润为中心的制度设计到底使出版业丧失了什么？”

　　“丧失了翻译——人类观念的一大部分；丧失了独立出版社——理念多元化的来源；也丧失了**批评——布什政府上台的前两年，没有任何大公司出过一本批评伊拉克政策的书，只有小出版社出。所以，说到底，我们丧失的是**。”

　　新出版社诞生：逆流中的小船

　　安德列接完电话，坐回到旧沙发上：“明天去芝加哥，就是和斯特兹一起工作，完成他的回忆录。他今年九十五岁了。”

　　记得我最早读到斯特兹•特克尔的《美国人谈美国》（原书名《工作》 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时，还是八十年代初，那本书是当时很多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最初读物，“口述史”这个词我就是从那儿知道的。

　　特克尔和安德列的合作始于四十年前。当时特克尔已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广播明星，并开始跻身电视业。但因拒绝在麦卡锡调查中提供其他左翼人士的证据，他上了黑名单，丢了节目，也丢了工作。人生最黯淡的时期，安德列鼓动他写书。第一本是关于芝加哥的口述史《断街》，此后一发不可收，陆续写作了关于大萧条的《艰难时代》、关于“二战”经历的《劫人后语》等一系列纪实杰作，被认为开创了“口述史”这一体裁，《工作》销量过百万，《劫后人语》获普利策奖。特克尔把这一切归功于安德列，他公开声明：“我之所以写口述史，从头到尾都是安德列的主意 。四十年来，作为编辑和同道，他一直是指引我的光。”

　　安德列自传中有张照片，是特克尔和安德列一起工作的场景：四壁是书，桌上是书稿，地点是安德列家，时间是一九**年，安德列的转折关头。

　　当媒体尚未在兰登书屋的哗变中醒过神来，一个崭新概念的出版社诞生了，业界和公众**为之震动，这就是新出版社。特克尔回报给安德列有力支持：他的新作《种族》，为这个名字叫做“新”的出版社赚来最初的生存资本。

　　新出版社的“新”，在于非营利型的投资回报模式。出版社在运营上与一般商业出版社无异，只是其利润所得要全部再投入给出版社，因此可以合法获得基金会或机构、个人的资助。安德列说：“很多年前我就相信，应该有一种类型的出版社，不必为股票所有者赚钱。我相信总会有人做，但没想到是我。”

非营利型出版社在美国已有多年历史，但大多隶属大学或宗教组织。一旦新出版社将之引入商业出版，一下子启发了社会的想象力，人们纷纷效法，数目和多样性有增无减，尽管绝大多数是小型乃至超小型出版社，却大大丰富了独立出版的景观。现在，新出版社每年都能得到五十万至一百万美元的资助，加上年销售额五百万美元，足以维持一个二十人的小型出版社每年出版八十种新书。就这样，安德列和新出版社坚守了十六年，霍布斯鲍姆、乔姆斯基等大作者一直是它的支持者，美国特有的基金会环境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这十六年间，出版业的产业生态却在日益恶化中。大型连锁书店巴恩斯•诺布抢走了独立书店的生意，沃尔玛超市又抢走了巴恩斯•诺布的生意；以《洛杉矶时报》星期日书评版为代表的全美一半报纸的书评版都因广告不继而停刊，剩下的即便是《纽约时报》书评版，也不再具有以往的权威性；广播节目中只有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对书有兴趣，电视中与书有关的节目也只有奥普拉一枝独秀，但她和她的读者只对人生话题有回应；各种与书有关的奖项，无论是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书评家奖，还是普利策奖、诺贝尔奖，加到一起，都赶不上奥普拉的市场号召力。唯一能给独立出版社带来上升的销售曲线、惺惺相惜的读者群，乃至对未来的信心的，只剩下亚马逊和互联网。

　　一个无情的数据是：全美五万六千家独立出版社（包括营利与非营利）生产的78%的图书品种，销售额仅占市场总额的20%。也就是说，全美图书销量的80%都来自五大跨国传媒集团旗下的大型出版社。

　　小的是美的，小的也是艰难的。在新出版社幸存的同时，多少小型出版社在自生自灭，而幸存者的日子又何其艰难。

　　可眼前这个幸存者依然精神十足。或许意识到我们的谈话已进行了很久，他取来两杯水。

　　曼哈顿已是黄昏。我留意到书墙上有道金色的光带，像舞台的追光，扫过密林般的书脊。安德列说那是他保存出版过的每一本样书。这些样书像一段段结绳记事的编年史，保存了美国半个世纪来出版业的信息。遥想当年，他的脚下曾是行业的大船，那船从他的父辈和整个西方知识传统中驶来，赶上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时代，曾有过一番乘风逐浪的气象。其后，大船易主大潮转向，他首当其冲并断然出走，选择了小船，选择了逆流，继续他的航行，越行越孤独。转眼间，翩翩少年已是苍苍老者。

　　 出版：精英的行业，还是众生平等的行业

　　其后，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兰登书屋的早期并购仅仅是一场大戏的开头，安德列和他的万神殿战友们所扮演的，更像是大戏中必备的叛逆英雄的角色。

　　二十一世纪开头几年，我曾追踪过国际传媒集团对美国出版业的并购案，发现这原来是个超级简单的游戏：一律是出得起大价钱的外国（德、法、澳）传媒巨头，或受困于语言局限（德语、法语市场）、或受制于出身局限（澳大利亚英语市场）而渴慕北美这个全球最大的英语市场，而他们盯上的全都是一目了然的本地**。于是，只见有数的美国最大、最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公司一个接一个名花有主：一九二五年创办的兰登书屋九十年代被纽豪斯转手卖给了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九二四年成立的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先是卖给了派拉蒙集团，又随后者一起卖给了维亚康姆；一九四六年创办的法拉•斯特劳斯及吉洛克斯出版社卖给了德国霍尔茨布林克出版集团；一八一九年创办的哈泼•考林斯卖给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

　　这一轮并购重组统统是全方位的，纵向是电视、报纸、杂志、图书、互联网的立体整合，横向则是全球市场的扩张。这些跨国传媒集团都对中国市场有不同程度的进取，战绩因中国政府这个超级玩家的存在而有胜有负。而在美国，跨国集团兵锋所至，无不所向披靡，一路上还伴有零星的抵抗运动，令这场大戏更见悲壮。

　　年前刚好发生一个事件：默多克亲自延揽的哈泼•考林斯出版社大编辑朱迪斯•里根策划了一本新书，内容是前美式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虚拟自白《假如我杀了我的前妻，我会怎么杀》，引发了传媒出版界的巨大**声浪，就连默多克旗下的福克斯电视网内部也发生了抵制播放辛普森专访的情况。迫于压力，默多克不得不公开道歉，销毁图书，解雇编辑。

　　与安德列谈及此事，他惋惜地说：“哈泼•考林斯曾是美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它被并购后的转向也是最惊人的。如果你比较它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书目，会发现每十年都会发生一次蜕变，艺术史、神学、哲学、历史书一路被抛弃，书目中越来越多短命的廉价畅销书。现在，在他们的意识里，恨不得自己属于娱乐业。事实是，朱迪斯的办公室就设在好莱坞。”

　　传统出版人最难忍受的，恐怕就是精英出版业变成大众娱乐业的附庸。

　　传统欧美出版业一向是“观念的行业”，奉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为尊，观念的先导性是其灵魂。那时的出版人相信：超前的观念一开始只能为少数人接受，因此好书不获利是理所当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观念逐渐获得广泛认可，出版物中就必然会产生畅销书，其高额利润便可覆盖亏损。换言之，出版人的工作就是：发现新作者，使他们经典化，继续发现新作者。如此，以一份自给自足的生意，而能为人类整体催生和保育文化创造力和精神价值，这令出版具有非同寻常的职业满足感。由此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八十年代之前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欧美出版业的年利润率只有3%—4%，甚至低于银行存款利息，而出版人仍能乐在其中。当然更不难解释，为什么出版被称作“绅士的生意”，因为它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赚钱。

　　当出版业进入以管理为中心的时代，出版人不必再是饱读诗书的人，也不再富有对于大众的启蒙使命。读者想看什么就应该提供什么， 市场才是检验图书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出版业和其他行业不再有什么不同，书就是商品，追求利润天经地义。被其他行业普遍采用的管理技术，如严格划分产品类别、追求规模效益等，无一例外都该应用于图书生产，绩效考核则以盈亏表上的数字说话。如果有些书卖得多，那必然是对的。如果集团化是大势所趋，当然是只能进不能退。

　　“可是，当利润率压力高到10%—15%的时候，出版的性质就被彻底改变了。”安德列断然地说。

　　“如今，出版集团的公司文化已经和任何公司的文化没什么不同。年轻编辑比的不再是谁能发现新作者，而是比谁能花出去高额预付金。匪夷所思的是出版业居然也崇尚起豪华宴会和豪华轿车来，一年两度的销售会甚至要到百慕大去开。贝塔斯曼的公司简报中称，贝塔斯曼总部有四千名会计，比编辑多出许多倍。”

　　安德列随即总结道：“如果说，出版业在过去十几年的变化超过了以往所有世纪的总和，一点也不夸张，尤其在英语出版业，而英语世界发生的事很快就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

　　客厅里光线转暗，我该告辞了。我很少搜集签名，但这次，我请安德列在我几年前买下的那本《出版业》上签字。窗外的曼哈顿已经影像模糊。半个世纪来，这个岛上的独立书店已从三百五十家减少到三十余家，剩下的还能活多久呢？转回头来，安德列已在扉页上写下：“给Qi，我如今的出版人。”我把这当成一种老式的恭维，而时代大潮早已浩浩荡荡，淹没了这个行业曾经看重的那些细节。

　　送我到电梯时，安德列似乎又想起什么，停下来，严肃地说：“若干年前，我曾想召开一个会议，和来自前**主义国家的人讲一讲，如何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而不是学习美国。”

原文载于《读书》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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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与美

北岛：归来的陌生人
2010-01-24 15:11


     按**的标准，北岛的家显然算不上宽敞。狭长的客厅，摆着书架、餐桌、沙发、茶几和电视机，像一首意象过于密集的诗。诗人身材高大，再加上两位记者，房间就显得有些局促。拉开窗帘，诗境才开阔起来，墨色的海水带着香港的万家灯火一齐涌入，让人猝不及防。北岛招呼我们坐下，然后去厨房打开一瓶红酒

　　妻子甘琦加班还没回家，5岁的儿子却已睡熟。北岛轻轻带上门，回到我们身边。

　　他显然对品酒颇有研究：斟，看颜色，晃杯子，闻，这才抿上一口。他家里存着不少好酒，那是多年漂泊养成的习惯。按他的说法，漂泊海外，酒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他向我们讲述在欧洲4年，换7个国家，搬迁15次的故事。在北欧的那些年，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诗和酒，陪他度过漫漫长夜。

　　20年前，北岛开始了漂泊之旅。他先在欧洲呆了4年，然后定居美国。那时，他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也并不稳定。他做过许多工作，在纽约与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甚至给BMW汽车写过颂词。北岛说，现在想起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反倒成了人生的财富。



　　

北岛

　　2008年，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请，定居香港。20年了，此刻他离故土最近。然而香港之于北岛，未必不是“他乡的天空”。去年夏天我去香港采访，在书展的讲座上看到北岛。他夹在两位滔滔不绝的香港学者中间沉默不语，像误入粤语大气层的飞鸟。我坐在下面，看他的面容，想到他一本诗集的名字：归来的陌生人。

　　北岛曾说，如果中国是一幅画，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他自己则是留白处无意洒落的一滴墨。只是绝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这滴墨曾经点染出一个时代的轮廓。

　　也许，现在他依然不太适应香港的环境。他没有车，因为摸不清错综复杂的路况。在出租车上，他和工作人员说“香港诗歌之夜”的筹备情况，因交流困难，只好用英语。

　　北岛一次次饮尽杯中酒。他的声音浑厚而平静，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节奏。1970年代他第一次见到多多，两人就是以歌手身份互相认识的。那时他才不过20出头，轰轰烈烈的文**动还在后头。

　　在文章中，北岛曾回忆那个年代。那个可以为了一本书跑遍全城，可以为了一个想法争得面红耳赤的年代。曾经，《今天》编辑部人来人往，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在这里“吵得脸红脖子粗”，却结成了终生的友谊。

　　对于1970年代，北岛不仅仅有怀念。他正在主编《七十年代》的第二辑，打算把作者群扩大到更广的阶层，甚至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它肯定是一种争论，有人这样叙述，有人那样叙述，”北岛说，“正是因为各种声音加入，整个声音才更浑厚有力。”

　　前不久他获得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一份迟到的荣誉，而且还无法亲自领取。在获奖感言中，北岛写到自己的“缺席”——“正因为缺席，才会领悟我们所拥有的空间；正因为缺席，才会探知这镀金时代的痛点；正因为缺席，才会让命名万物的词发出叫喊。”
这么多年来，他早已习惯了缺席，但对这个时代，他的批评一直不曾缺席。就像萨义德在《知识分子》里说的，“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

　　进入1990年代，物质主义逐渐挤占过去意识形态统治的地带。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方式，让北岛感到，民族文化在不断衰退，知识分子不再是时代的牛虻，反而成为了迎合者。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北岛真诚地说，“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北岛的藏书并不算多。因为搬家频繁，很多丢在了路上。只有那些朋友的赠书，他像恪守承诺一样，不辞辛劳地从天涯带到海角。我从书架上抽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的《另一种声音》，扉页上有这位已故墨西哥诗人的亲笔签名：送给我的朋友北岛。

　　还有艾伦·金斯堡、盖瑞·施耐德、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书架上的名字几乎能构成世界文坛的“梦之队”。北岛说，他们都是处在国家之间、主流之外的边缘人，正因为此，他们拥有了特权，成为了不同文化的批评者。

　　他一口喝完杯中酒，双眼湿漉漉的，看上去有些疲劳。只有这样的时刻，他才像一个60岁的人，脸上写满岁月的沧桑。

　　走出北岛家，街上已空无一人。路灯像闪烁的渔火，在夜色中晃。我和摄影记者都有些犯晕，酒精像老鼠，把周围的一切啃得模模糊糊。不知怎地，我突然想起北岛在《断章》中写到的情景。

　　那是1978年深冬的午夜，他和朋友们决定把第一期《今天》贴遍全北京。从小酒馆出来，他跟朋友们一个个分手，胯下的单车已走不成直线。他看见繁星树影，路灯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在黑夜中航行。年轻的诗人想起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

　　不能把批评美国变成赞扬自己

　　对话北岛：那些经历根本算不了什么

　　人物周刊：您的新书写到什么程度了？

　　北岛：接近尾声了，还要三四个月吧。这本书是从我出生写到1969年上山下乡，侧重童年经验。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说：人生像彗星一样，头部密集，尾部散漫。最集中的头部是童年时期，童年经验决定人的一生，而穿越童年经验是危险的，甚至接近于穿越死亡。说得好像挺邪乎，其实很有道理。回顾童年，我才发现很多东西早已被决定了。记忆像迷宫的门，追溯童年经验就是一个不断摸索、不断开门的过程。

人物周刊：以后会写自传吗？

　　北岛：大概不会真的写自传。我今年60岁，可分为3段：出生到20岁开始写诗，这是第一段；20岁到40岁是在国内折腾——地下写作，办《今天》，搞翻译，换工作，最后成为自由职业者，这是第二阶段；40岁那年开始漂泊至今，这是第三段。我的人生阶段很清晰，这样交代起来省事。

　　人物周刊：漂泊了这么多年，中间回过几次北京？

　　北岛：从1989年到现在回过5次，每次不能超过一个月，都集中在2001年到2004年之间，从父亲病危到安葬。

　　2001年底是13年后第一次回北京，震动最大。北京完全变了，早年和老北京的联系被割断了。这个过程让我痛苦，好像在故乡反而迷失了，连自己的家门和读过书的学校都找不到了，只能坐出租或有人陪着。这倒也好，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如果说还有乡愁，那也是对一个遥远的文化记忆的乡愁。而作家的好处是，他可以用文字恢复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

　　人物周刊：这些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北岛：我想一个四海为家的人的最大好处是，由于不属于任何体制，他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的批评特权。身在其中又在其外，用不着遵守当地的规矩。正因这种与各种文化，包括母语文化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可以说三道四、无法无天。我希望自己继续保持这种批评的特权。

　　人物周刊：在美国时也批评美国主流文化吗？

　　北岛：当然。在一个社会生活久了，如果没发现任何问题，就说明你有问题了。但我觉得，谈论一个国家，最好能放在这个国家的语境中——脱离这个语境很难理清来龙去脉。我认为美国是中国将来应该避免走的道路。它是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垄断资本控制国家与社会。它的**体制设计上很完美，但在实践中困境重重。

　　人物周刊：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美国**是很欣赏的。

　　北岛：新左派和自由派之争，和每个人的阅历、知识背景有关，立场观点像光谱那样复杂，很难简单分类。我看过《**四讲》（作者持新左派立场），很多地方讲得是对的，但不能把对美国制度的批评简单地转化成自我颂扬。美国**制度是有种种问题，但并不能反证中国的现状就是好的。如果连知识分子都不肯认真反省这60年，将来还会犯同样的错误。我认为知识分子最起码要做到永远保持批判立场，不取悦任何一方，无论权贵还是大众。

　　人物周刊：您的文集近年在**陆续出版，有删改情况吗？

　　北岛：最近出香港牛津版5卷本，编辑和我共同校对，才发现**的每本散文集都删了上百处。有些出版社，如三联，就做得比较好，《七十年代》删节得很少。

“**”中的地下文化运动

　　人物周刊：您的新书算是对少年时代经历的反省吗？

　　北岛：1966年我17岁，曾很深地卷进“**”的浪潮中。

　　我想探讨的是一个少年在“**”中的成长经验，包括对当时狂热的忏悔。我最近刚完成的这篇是《北京四中》。四中在中国的地位很特殊，其中潜藏和爆发的危机也很有代表性。在我看来实际上有两个四中：一个是以**子弟为中心的“贵族”四中，一个是以思想文化为动力的“平民”四中。这种内在的**在“**”前被所谓“平等意识”掩盖了，而“**”不仅暴露，甚至加深了这种对立，鸿沟一直延伸到现在，双方几乎老死不相往来。这又恰好与当今的**、社会形态挂上了钩。



　　

1970年代末，创刊时期的芒克和北岛

　　人物周刊：对那个时代人们的评价反差特别大。《七十年代》里，徐冰和陈丹青的观点就很不同。

　　北岛：这也正是我们编辑《七十年代》的意图之一。那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很接近——上山下乡、自学，还有来自底层的社会经验，但却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场、观点。这种矛盾恰好构成了历史叙述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我觉得徐冰的角度很有意思，不是简单否定，而是把看来愚昧的东西转化成营养，转化成再创造的可能。比如正是由于读书被禁，人们反而产生精神上的饥渴。一本书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主义的压力来源是明确的，是单向的，而消费主义的压力却无所不在，看不见摸不着，让人找不到反抗的方向。

　　人物周刊：对您这代人来说，反抗是必然的选择吗？

　　北岛：到7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绝境，这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其实对那一段历史的复杂性还远没有说透，往往还停留在肤浅而简单化的陈词滥调之中。我跟朋友建议做《六十年代》，那是埋下种子的时段，也就是所谓童年经验。70年代是破土与艰难生长的过程。你也可以把这一过程叫做反抗。60年代末，即上山下乡刚开始的时候，有个人物值得一提，他就是食指。他这颗种子和大地的关系有点儿特别。他是红卫兵运动走向**时开始失落的，他的代表作《鱼群三部曲》描述的就是这一点。而恰好赶上“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把他的诗带向四面八方。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食指一下触动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开关。如果说反抗是某种必然，那么反抗是否都能开花结果就难说了。这背后的复杂性需要好好梳理。

　　人物周刊：您是当年地下文化的见证者，能谈一下当时北京主要的文化圈子吗？

　　北岛：打个比方，北京的文化圈子有点儿像大小涟漪，扩张碰撞，融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涟漪，最终才能兴风作浪。比如我先在几个同班同学组成的小圈子混，后来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芒克、彭刚和多多等人，他们都属于北京一个比较有名的圈子，女主人叫徐浩渊，当时只是20岁出头的女孩。这是多么有意思的现象，她扮演着像巴黎斯坦因夫人那样的沙龙女主人的角色，指点江山，说谁成谁就成。说到底，这也是中国**带来的结果，胆大，没有条条框框。他们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中办过地下画展，还投票选出最佳作品。而像这样的沙龙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只不过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被忽略了。《七十年代》正打算出下一卷，而我首先想到的是再现这些被忽略的细节，呈现更加复杂多变的历史质感。

恢复现代汉语的尊严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自己早年的诗作，包括它们和当时的**之间的张力？

　　北岛：我没有保留最初的诗稿，但我还能记得第一首诗叫《因为我们还年轻》。

　　在当时高度**化的压力下，我们这代人存在着虚无颓废的倾向，那首诗针对的是这一倾向，带有明显的道德说教意味。当时就有个朋友指出了这一点，这是我早期写作中一直在克服的问题。其实《回答》也还是有道德说教的影子，只不过在反抗的姿态中似乎被掩盖了。《回答》最初写于1973年，1976年做了修改，1978年首先发表在《今天》创刊号上，第二年春天被《诗刊》转载。由于过于鲜明的**反抗色彩，为安全起见，发表时标的创作时间是1976年。

　　人物周刊：您的诗从一开始就具有启蒙色彩，怎么看这种启蒙者的身份？

　　北岛：启蒙者都喜欢道德说教，这大概就是症结所在。其实我在我们那代人中是比较笨的，是需要被启蒙的人。我们中间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比如岳重（笔名根子），横空出世，把北京地下文坛全都震住了。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是自70年代初以来现代诗歌的开端。当然，由于他父亲是电影导演，他很早接触到西方诗歌。所谓白洋淀诗派，芒克、多多、江河、宋海泉等，都多少受他影响。

　　人物周刊：《回答》影响了一代人，您却说要对它要有一个反省，反省什么？

　　北岛：对抗是种强大的动力，但又潜藏着危险，就是你会长得越来越像你的敌人。官方话语到“**”算是走到了头，甚至所有词与物的关系都被确定了。1972年初，我写了首诗《你好，百花山》，其中有一句“绿色的阳光在树缝中游窜”。我父亲看到后满脸恐慌，让我马上烧掉。因为太阳指的只能是毛泽东，怎么能是绿色的呢?如果说这40年来，我们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恢复了现代汉语的尊严，值得骄傲，那同时我们也很可悲，因为我们就像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扮演的是“低级侍从”的角色。换句话说，我们只会行走，不会飞翔；只会战斗，不会做梦。放在这样的语境中，你就会明白我对《回答》的不满了。

　　人物周刊：1979年，官方刊物发表了《回答》，引起巨大反响，这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北岛：《诗刊》给了我9块钱稿费，我请当时办《今天》的朋友们撮了顿。这是对我最直接的影响了。

　　人物周刊：是否有站在时代前沿的感觉？

　　北岛：什么是时代前沿？在《今天》出现前我们其实都很消沉，看不到什么希望。有一回我和芒克、彭刚一起喝酒，从屠格涅夫的《罗亭》说到中国的未来。我们发誓，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为之献身。四中有个同学叫张育海，70年代初参加缅共人民军，在战斗中牺牲。他临死前不久，曾给同学写了封信，其中有一段话大意是，不是历史不给我们机会，而是有了机会由于没做好准备，往往错过。这封信在知青中流传甚广，对我影响很大。十年磨一剑，熬到了1978年。**上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我们终于浮出地表。我在《今天》发刊词的第一句话就是“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与张育海的那封信遥相呼应。现在看来，我们准备得很不够，否则还应该走得更远些。

　　人物周刊：官方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北岛：在今天，官方这个说法有点简单化，比如不少现当代文学史都提到《今天》及其重要性，甚至正式出版关于《今天》及地下文学的回忆录，在报刊上有关于《今天》的访谈等。这并不等于得到承认，当然承认不承认没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回顾当年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已恍如隔世。现在想起来真得感谢当时主管文艺的官员及其理论家，他们组织人马大力“推广”“今天派”（“朦胧派”）诗歌，让它们深入人心，功不可没。

商业化出现以后这代人纷纷落马

　　人物周刊：对您来说，时代的压力与写作有怎样的关系？

　　北岛：对作家来说，时代的压力不一定是坏事，也不一定是好事，没有压力有时反倒是更大的压力。

　　关键是作家是否能将压力转化并升华为写作的动力与资源。或许最值得幸运的是，我们这代人从写作之初就断了功名利禄的念想。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带给个人最负面的能量。这真得感谢“**”，正是由于“**”在造成破坏的同时也带来我们与传统文化的重大偏离，我们这帮人有了新的创造空间，这恐怕是祖辈、后代都难以获取的空间——在可怖高压下获得某种纯粹的自由，在最黑暗的时刻目睹令人晕眩的光明。如今这传统又回到老路上，每个人又重新活在它的阴影中。看看那些文人为蝇头小利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得出来，就是明证。这是个很大的话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需要更广泛更深入地探讨。

　　人物周刊：听说您跟中国电影界的人很熟。

　　北岛：我认识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时，他们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陈凯歌是个讲故事的天才，能把一部外国电影完整地讲出来，连同场景对话动作等所有细节。他参与过《今天》的活动，发过短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负责张贴海报、代售刊物。总体而言，我觉得“第五代”完了，全面向权势、资本投降了。可惜。恐怕只有田壮壮是个例外，他还在孤军奋战。

　　前两年在美国一所私立学院教中国当代电影，觉得还是《黄土地》好。我真纳闷，难道“第五代”不但没长进，反而倒退了吗？他们后来的电影你可以看出不断妥协让步放弃的过程，直到完全从艺术中撤离。我现在对他们不再报任何希望，决心再也不看他们的任何电影。

　　这又回到刚才提到的张玉海的那句话：不是历史不给我们机会，而是没有准备，有了机会也往往错过。不能说我们没有准备，而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知识不完整，信念不坚定，一句话，缺乏足够的精神能量，所以走不了多远。再赶上商业化——活了一辈子什么都见过，就是没见过钱，于是纷纷落马。从70年代末开始，包括《今天》、“星星”、四月影会、第三代诗歌、第五代电影、寻根文学、试验小说，那就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到80年代中期走向**。由于准备不足，这能量没持续多久就衰败了。

　　人物周刊：听说您和艾青曾关系很近，后来出现分歧。能说说这段公案吗？

　　北岛：说来话长。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经济日报》去艾青家采访。艾青把**与私人恩怨夹在一起，多次点到我的名。出了门，《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对随行的年轻编辑（恰好是我好朋友的同学）说，艾青今天涉及北岛的话要全部删掉。她的职业道德多少保护了我。

　　我和艾青是他1976年从新疆到北京治眼病时认识的。那时他住在白塔寺的一个小院里，单间，上下铺，他们夫妇和两个儿子挤在一间小屋。我跟艾未未很要好，我第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的封面是他手绘制作的，总共100本。其中《太阳城札记》中的最后一节是“生活·网”，艾青到处公开引用批评。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强调这是一首组诗中的一小节，你要批评，也应说明原委。我接着说，你也是从年轻时代过来的，挨了那么多年整，对我们的写作应持有宽容公正的态度。收到此信，艾青给我打电话，我们几乎就在电话里吵起来。其实我和不少前辈都成了忘年之交。70年代是两代人互动交错的特殊时期，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很遗憾，我和艾青的关系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人物周刊：后来第三代诗人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

　　北岛：在西方普遍是20年一代，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变化太快，代与代之间被压缩了，有人说5年一代，有人说10年一代。总之由于距离太近，布鲁姆所说的那种“影响的焦虑”就更显而易见。

超时了，掏出手枪，接着读

　　人物周刊：1989年之后，您开始了在海外的漂泊，当时的状态是怎样的？

　　北岛：我算比较幸运的，最初有奖学金，后来混到大学教书。

　　我生存能力比较强。刚到国外的那几年，一直拒绝学外语，直到1993年去美国，才真正感到语言的压力。我用英文教诗歌写作，胆儿够大的。每天花大量时间读英文备课，最麻烦的是看不懂学生的作业，诗歌的词汇量大，一个词卡住就无法继续分析。后来买到一种扫描笔，碰到生祠一扫就出现中文解释，我管它叫“扫盲笔”，这玩意儿可救了我。我上课时跟学生说，这是我的秘密武器。

　　人物周刊：生活上的压力有多大？

　　北岛：在国外生活需要坚强的神经。有一阵，我独自养家带女儿，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第一大难关就是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书时被台湾老板炒了鱿鱼，当时没什么存款，房子每月还要付按揭，一脚踩空了。我终于体会到资本主义的厉害，像老虎，比**还厉害——老虎猛于苛政。幸好“**”约我写《作家手记》，救我于水生火热中，还逼出写散文的能力。后来我转向用英文教写作、出去朗诵，都和生存压力有关。

　　人物周刊：朗诵也用英文吗？

　　北岛：我一直坚持用中文朗诵诗歌，用英文朗诵散文。因为中文是我诗歌的身份，不能放弃。在美国的大学系统，英文系几乎都设有创作课，由诗人作家担任教授，与创作课配套的是朗诵系列。互相请来请去，这是美国诗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人物周刊：在《朗诵记》中，您提到过一些奇闻轶事，特别有意思，还能说一些吗？

　　北岛：朗诵会一般有严格的时间**。但由于诗人的EGO太强，常常会尽量多占领舞台，夺走别人朗诵的时间。我认识一个叫乔治的美国诗人，当过兵，参加过越战，因反战被送上军事法庭，后来又去日本学武术。有一回，他在旧金参加一个朗诵会，坐他旁边的是个黑人诗人，人高马大，而乔治比较矮小。台上小说家正在朗诵，规定每人为20分钟，那家伙念了45分钟还没完。可把乔治激怒了，他跟那位黑人诗人商量，上台揍他一顿，乔治打下三路，黑人打上三路。台上那家伙预感到了，先从书包里取出个木盒，再从里边掏出手枪，边读边挥着手枪，把大家全镇了。他一口气朗诵了一个半钟头，然后收起手枪，扬长而去。

　　人物周刊：2007年底您开始定居香港，香港对您意味着什么？

　　北岛：我感谢香港收留了我。香港多年来收留过很多人，包括孙中山。虽是弹丸之地，却提供了另一种**与社会文化形态。当然香港有香港的问题。教书时，我发现我学生的外国诗歌知识几乎是零，让我大吃一惊。所以我们正筹备“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人物周刊：是什么帮您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北岛：第一是写作。写作首先是与自己对话，相当于心理治疗。在写作中，你才会不断重新定位，确定生存的意义。第二是对家人、朋友的责任，首先是对父母、对女儿的责任。第三就是喝酒。

　　人物周刊：想过别的选择吗？

　　北岛：在绝望时刻，人人都会有轻生的念头，每过一关都是胜利，人生就是这样一点点磨砺出来的。

　　人物周刊：说说您最幸福的时刻。

　　北岛：人生只有痛苦是绝对的，幸福总是相对的。现在我已到了耳顺之年，生命进入相对平静的时期，不再为生计发愁。我希望珍惜这种平静与自由，完成始于40年前的写作理想。

~~windflower~~

一位坦荡的文人

力量与美

史蒂夫 乔布斯(Steve Jobs)在斯坦福大学2005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我今天很荣幸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毕业典礼，斯坦福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我从来没有从大学中毕业。说实话,今天也许是在我的生命中离大学毕业最近的一天了。今天我想向你们讲述我生活中的三个故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三个故事而已。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如何把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串连起来。
　　我在Reed大学读了六个月之后就退学了,但是在十八个月以后——我真正的作出退学决定之前,我还经常去学校。我为什么要退学呢？
　　故事从我出生的时候讲起。我的亲生母亲是一个年轻的,没有结婚的大学毕业生。她决定让别人收养我, 她十分想让我被大学毕业生收养。所以在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所以我的养父母突然在半夜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们现在这儿有一个不小心生出来的男婴,你们想要他吗？”他们回答道: “当然！”但是我亲生母亲随后发现，我的养母从来没有上过大学,我的养父 甚至从没有读过高中。她拒绝签这个收养合同。只是在几个月以后,我的父母答应她一定要让我上大学,那个时候她才勉强同意。
　　在十七岁那年,我真的上了大学。但是我很愚蠢的选择了一个几乎和你们斯坦福大学一样贵的学校, 我父母还处于蓝领阶层，他们几乎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了我的学费上面。在六个月后, 我已经看不到其中的价值所在。我不知道我真正想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大学能怎样帮助我找到答案。但是在这里，我几乎花光了我父母这一辈子的 全部积蓄。所以我决定要退学,我觉得这是个正确的决定。不能否认,我当时确实非常的害怕, 但是现在回头看看,那的确是我这一生中最棒的一个决定。在我做出退学决定的那一刻, 我终于可以不必去读那些令我提不起丝毫兴趣的课程了。然后我可以开始去修那些看起来有点意思的课程。
　　但是这并不是那么浪漫。我失去了我的宿舍,所以我只能在朋友房间的地板上面睡觉,我去捡可以换5美分的可乐罐，仅仅为了填饱肚子, 在星期天的晚上,我需要走七英里的路程，穿过这个城市到Hare Krishna神庙（注：位于纽约Brooklyn下城）,只是为了能吃上好饭——这个星期唯一一顿好一点的饭，我喜欢那里的饭菜。
　　我跟着我的直觉和好奇心走, 遇到的很多东西,此后被证明是无价之宝。让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吧： 　　Reed大学在那时提供也许是全美最好的美术字课程。在这个大学里面的每个海报, 每个抽屉的标签上面全都是漂亮的美术字。因为我退学了, 不必去上正规的课程, 所以我决定去参加这个课程，去学学怎样写出漂亮的美术字。我学到了san serif 和serif字体, 我学会了怎么样在不同的字母组合之中改变空白间距, 还有怎么样才能作出最棒的印刷式样。那种美好、历史感和艺术精妙，是科学永远不能捕捉到的, 我发现那实在是太迷人了。
　　当时看起来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中，好像都没有什么实际应用的可能。但是十年之后,当我们在设计第一台Macintosh电脑的时候,就不是那样了。我把当时我学的那些 东西全都设计进了Mac。那是第一台使用了漂亮的印刷字体的电脑。如果我当时没有退学, 就不会有机会去参加这个我感兴趣的美术字课程, Mac就不会有这么多丰富的字体，以及赏心悦目的字体间距。因 为Windows只是照抄了Mac，所以现在个人电脑才能有现在这么美妙的字型。
　　当然我在大学的时候，还不可能把从前的点点滴滴串连起来,但是当我十年后回顾这一切的时候,真的豁然开朗了。
　　再次说明的是,你在向前展望的时候不可能将这些片断串连起来；你只能在回顾的时候将点点滴滴串连起来。所以你必须相信这些片断会在你未来的某一天串连起来。你必须要相信某些东西：你的勇气、目的、生命、因缘......这个过程从来没有令我失望,只是让我的生命更加地与众不同。
　　我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爱和失去。
　　我非常幸运, 因为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找到了我钟爱的东西。Woz和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在父母的车库里面开创了苹果公司。我们工作得很努力, 十年之后, 这个公司从那两个车库中的穷小子发展到了超过四千名的雇员、价值超过二十亿的大公司。在公司成立的第九年,我们刚刚发布了最好的产品,那就是Macintosh。我也快要到三十岁了。在那一年, 我被炒了鱿鱼。你怎么可能被你自己创立的公司炒了鱿鱼呢? 嗯,在苹果快速成长的时候，我们雇用了一个很有天分的家伙和我一起管理这个公司, 在最初的几年,公司运转的很好。但是后来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发生了分歧, 最终我们吵了起来。当争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 董事会站在了他的那一边。所以在三十岁的时候, 我被炒了。在这么多人目光下我被炒了。在而立之年，我生命的全部支柱离自己远去, 这真是毁灭性的打击。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真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觉得我很令上一代的创业家们很失望，我把他们交给我的接力棒弄丢了。我和创办惠普的David Pack、创办Intel的Bob Noyce见面，并试图向他们道歉。我把事情弄得糟糕透顶了。但是我渐渐发现了曙光，我仍然喜爱我从事的这些东西。苹果公司发生的这些事情丝毫的没有改变这些, 一点也没有。我被驱逐了，但是我仍然钟爱我所做的事情。所以我决定从头再来。
　　我当时没有觉察, 但是事后证明，从苹果公司被炒是我这辈子发生的最棒的事情。因为，作为一个成功者的负重感被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轻松感觉所重新代替, 没有比这更确定的事情了。这让我觉得如此自由, 进入了我生命中最有创造力的一个阶段。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我创立了一个名叫NeXT的公司, 还有一个叫Pixar的公司, 然后和一个后来成为我妻子的优雅女人相识。Pixar制作了世界上第一个用电脑制作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Pixar现在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电脑制作工作室。  
      在后来的一系列运转中,Apple收购了NeXT，然后我又回到了Apple公司。我们在NeXT发展的技术在Apple的今天的复兴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且，我还和Laurence 一起建立了一个幸福完美的家庭。 　　我可以非常肯定,如果我不被Apple开除的话，这些事情一件也不会发生的。这个良药的味道实在是太苦了，但是我想病人需要这个药。有些时候, 生活会拿起一块砖头向你的脑袋上猛拍一下。不要失去信仰。我很清楚唯一使我一直走下去的，就是我做的事情令我无比钟爱。你需要去找到你所爱的东西。对于工作是如此，对于你的爱人也是如此。你的工作将会占据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你只有相信自己所做的是伟大的工作，你才能怡然自得。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那么继续找、不要停下来，只要全心全意的去找，在你找到的时候，你的心会告诉你的。就像任何真诚的关系，随着岁月的流逝只会越来越紧密。所以继续找，直到你找到它，不要停下来！我的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死亡的。
　　当我十七岁的时候, 我读到了一句话：“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中最后一天去生活的话,那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正确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从那时开始,过了33 年，我在每天早晨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你会不会完成你今天想做的事情呢？”当答案连续多天是“No”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需要改变某些事情了。
　　“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箴言。它帮我指明了生命中重要的选择。因为几乎所有的事情, 包括所有的荣誉、所有的骄傲、所有对难堪和失败的恐惧,这些在死亡面前都会消失。我看到的是留下的真正重要的东西。你有时候会思考你将会失去某些东西, “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知道的避免这些想法的最好办法。你已经赤身**了，你没有理由不去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
　　大概一年以前, 我被诊断出癌症。我在早晨七点半做了一个检查, 检查清楚的显示在我的胰腺有一个肿瘤。我当时都不知道胰腺是什么东西。医生告诉我那很可能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癌症, 我还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医生叫我回家, 然后整理好我的一切, 那是医生对临终病人的标准程序。那意味着你将要把未来十年对你小孩说的话在几个月里面说完.；那意味着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好, 让你的家人会尽可能轻松的生活；那意味着你要说“再见了”。
　　我拿着那个诊断书过了一整天，那天晚上我作了一个活切片检查，医生将一个内窥镜从我的喉咙伸进去,通过我的胃, 然后进入我的肠子, 用一根针在我的胰腺上的肿瘤上取了几个细胞。我当时是被麻醉的，但是我的妻子在那里, 后来告诉我，当医生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细胞的时候他们开始尖叫, 因为这些细胞最后竟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可以用手术治愈的胰腺癌症细胞。我做了这个手术，现在我痊愈了。
　　那是我最接近死亡的时候, 我希望这也是以后的几十年最接近的一次。从死亡线上又活了过来, 我可以比以前把死亡只当成一 种想象中的概念的时候，更肯定一点地对你们说：
　　没有人愿意死, 即使人们想上天堂, 也不会为了去那里而死。但是死亡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终点。从来没有人能够逃脱它。也应该如此。因为死亡就是生命中最好的一个发明。它将旧的清除以便给新的让路。你们现在是新的, 但是从现在开始不久以后, 你们将会逐渐的变成旧的然后被送离人生舞台。我很抱歉这很戏剧性, 但是这十分的真实。
　　你们的时间很有限, 所以不要将他们浪费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上。不要被教条束缚,那意味着你和其他人思考的结果一起生活。不要被其他人喧嚣的观点掩盖你真正的内心的声音。还有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勇气去听从你直觉和心灵的指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本叫做“整个地球的目录”振聋发聩的杂志，它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圣经之一。它是一个叫Stewart Brand的家伙在离这里不远的Menlo Park编辑的，他象诗一般神奇地将这本书带到了这个世界。那是六十年代后期, 在个人电脑出现之前, 所以这本书全部是用打字机,、剪刀还有偏光镜制造的。有点像用软皮包装的Google, 在Google出现三十五年之前：这是理想主义的，其中有许多灵巧的工具和伟大的想法。
　　Stewart和他的伙伴出版了几期的“整个地球的目录”，当它完成了自己使命的时候，他们做出了最后一期的目录。那是在七十年代的中期, 我正是你们的年纪。在最后一期的封底上是清晨乡村公路的照片（如果你有冒险精神的话，你可以自己找到这条路的），在照片之下有这样一段话：“求知若饥，虚心若愚。”这是他们停止了发刊的告别语。“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 hungry,stay foolish）”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那样,现在，在你们即将毕业，开始新的旅程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们能这样：
　　求知若饥，虚心若愚。
　　非常感谢你们！

力量与美

乔布斯是传奇的人物
伟大的创业者、革新者、管理者
把产品做成艺术品把公司管理成业界楷模世界之巅
不断自我学习自我超越的智者

力量与美

1447# ~~windflower~~
感谢你的关注
北岛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具有独立精神和独立思想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