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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北岛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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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力量与美
时间:
2006-1-18 07:43
标题:
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北岛访谈
翟由页
2002年11月的波士顿少雨，北岛来的那两天，却一直下雨。第一天，他带把黑色折叠伞，提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了要送我的两本诗集。第二天正式采访，他提个黑色帆布包。
我们的谈话从上午11：30到下午4:30，过程如下：哈佛广场，先在一家印度餐厅，北岛喝了两杯咖啡，我抽烟、喝白开水，直到两盘磁带用完、烟抽光；再到中国饭馆吃午餐，那里的麻婆豆腐半温不热，我想给退了，至少得热热，被北岛拦住；再胡乱选一间酒吧，开始喝红酒，他点了Merlot，很好。5点，北岛和他的诗歌编辑去看电影，我觉得筋疲力尽，坐地铁回家的路上睡着了。
然后是艰苦地整理录音。好多次，我关掉录音机，躲得远远的，不想再碰那些郁闷的谈话，不想再听北岛缓慢、平静、柔和的声音，不想再听他回忆和女儿的分离、北欧的长夜寒冬，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默和沉默背后酒吧里错乱的英语和音乐。快进快进，我使劲按住录音机。可是，除了问这些伤感而不切实际的问题以外，我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话题。一个热爱诗歌的中国记者，一个中国最有名的诗人，在远离汉语的某个地方没完没了地生活着，然后遇见，并相信诗是不能谈的，那么，除了彼此厌倦，还能怎样？
录音机里，北岛温和地、强打精神地问：还有多少问题呀？说了这么久！我抱怨：谁让你说话那么慢！当我说：“我的问题完了。”他马上如释重负地接嘴：“可以谈点轻松的了，这简直是互相折磨。”
北岛应该是个有趣的人，读他的文章我常常笑出声，可这篇温吞的访谈作出来却没让他出彩。我想，主要是怪我的问题无趣，其次，他虽有魅力的嗓音，但确实不太会表达自己。也许如他所说“现在更关注自己的内心历程”，也许现实生活中的北岛就是这样的平和内敛。
·诗歌正成为一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
记者：前不久，你获得阿格那国际诗歌奖(International Poetry Argana Award)，也是你的诗歌第一次翻译成阿拉伯语，据我所知，中国诗歌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很少，请谈一下这个奖的情况。
北岛：这个奖是由摩洛哥诗歌之家，即卡萨布兰卡国际诗歌节的组织者颁发的。诗歌节从96年开始办，每两年一次。今年是他们首次设奖，以后随诗歌节一起，每两年颁发一次。Argana是一种只在摩洛哥才有的树，乍看像橄榄树。
记者：他们为什么选中你？
北岛：我也不知道。按授奖词的说法是颁给其独创性得到国际公认的诗人。我想一个诗歌奖除了是对诗人创作的肯定外，主要是强调诗歌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如果诗人只是得点名得点钱，没什么意义。在这个充满暴力的时代，诗歌可以传递另一种信息。帕斯说过，诗歌是除了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宗教和革命都充满暴力色彩，而诗歌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可以拆除种族文化之间的樊篱。
记者：你得了不少国际奖，怎么看待这些奖？
北岛：首先，作家不会因为得奖不高兴，这当然是种荣誉。但荣誉也可能是个圈套，自己可别往里钻。写作不因为得奖而变得重要，也不因为不得奖而变得不重要。
记者：也包括诺贝尔奖？因为你曾是中国呼声最高的候选人。
北岛：对。诺贝尔奖只不过是18个人选出来的一个奖，奖金多点，名声大些，它只代表18个人的看法，而且被种种因素所左右。诺贝尔奖的重要性也许是对非商业化文学的推崇，至少每年有一天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存在，但随后商业化对获奖者的利用，也多少消解了它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百年情结，所以有中国人得奖挺好，让大家解了这个结。
记者：你在摩洛哥的受奖发言中提到，“诗歌正在成为中产阶级的饭后甜点，是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北岛：从50年代末至今，美国大批诗人进入大学教写作，诗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生活有了保障，渐渐变成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想象力变得贫乏苍白。对于学生来说，写作本来需要原始冲动，是反对权威的，现在他们得紧跟随教授才行，写诗变成了个生产过程，好像诗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诗人也是可以被制造的。由于这种误导，产生了众多平庸的诗人，因为没什么好写的，大家开始讲故事。现在美国诗歌主流叫做叙事性诗歌(Narrative Poetry)，那甚至也不是故事，只是些日常琐事，絮絮叨叨，跟北京街头老大妈聊天没什么区别。
记者：你不喜欢关注生活细节、来自日常生活题材的诗歌，对吗？
北岛：不一定在于写什么，而是在于怎么写。生活细节也好，宏大题材也好，很多东西都可以入诗。但诗得有激情和想象力，得有说不清的力量和让人晕眩的东西。
现在国内的一些诗人也在写类似的“叙事性诗歌”，这些诗人里包括以前的“第三代”和现在的所谓“第四代”。
中国的诗歌现状和美国的还是不太一样。一方面，中国诗歌的这种倾向,多少也和中产阶级化的社会转型有关；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影响的焦虑”，即第三代诗歌要避开“今天派”的影响，另寻出路。美国诗歌专业化后，有点像我们的作协，对创作没好处。虽然美国诗歌中有不同声音，比如“垮掉一代”、“黑山派”和“纽约诗派”，但其主流诗歌是非常保守的。
记者：评价一下第三代诗人。
北岛：第三代中有不少出色的诗人。不像我们那样，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作为文化革命后成长的一代，他们没有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负担。他们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尝试，比如试图建立和中国古代文体的对话关系，比如张?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苏州记事一年”，都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作品。我在美国大学用这些诗作教材。
记者：你对第三代的描述，让我想起第三代们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界定和争议。
北岛：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没什么意义，是诗人之间争夺话语权的结果。你说柏桦是民间的还是知识分子的？很难界定。我不想让这个话题进入今天的谈话。依我看，大家先把诗写好了再说。
80年代的中国，很多人写诗，诗人地位很高，现在少有人读诗，承认自己是诗人会被笑话。前段时间成都的一些人，大概想复兴诗歌，把诗贴在公共汽车上，让它们满街跑。我一直在想，诗和社会之间，怎样的关系才算和谐。
帕斯说过，读诗的人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在读。中国的知识分子圈里，还是有人在读诗，这就很重要。中国走了两个极端。八十年代初，诗歌过热，一是正好处于话语转变期，年轻人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方式；二是由于错觉，以为人人都可以当诗人。到现在倒好，没人读诗了，很多诗人放弃写作。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业化败了诗歌的火，因为商业化更急功近利。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热闹相比，也许目前诗歌的处境更真实。
记者：怎么评价国内的诗歌现状？
北岛：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了，没资格说三道四。总的印象是中国的诗歌处于低潮，这和中国新诗的灾难性历史以及脆弱特质有关，也和突如其来的商业化压力有关。所谓低潮高潮必须有参照系。我的参照系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是世界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产生了很多大师。那时的战争、离别、痛苦，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苦难的艺术。自50年代后，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这并非意味着苦难不复存在，而是人们不愿再正视它，越来越繁荣的电视等声像媒体，正迎合甚至创造了这种心理。文字退居次要地位。这不仅仅是中国诗歌的问题。
那像我们这些喜欢读诗、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不是很悲观？
你可以往后看，读上个世纪那些大师的作品。阅读没有时间性。我就从来不鼓励我的学生读美国当代诗歌，离他们的现实太近，是有害的，很容易重蹈复辙。
记者：你向学生推荐哪些诗人？
北岛：俄国的曼杰斯塔姆(Mandelstam)，英国的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德国的特拉克尔(Georg Trakl)和鲍尔.策兰(Paul Celan)，西班牙的洛尔迦(Garcia Lorca)和瓦耶霍(Cesar Vallejo)等，读这些大师的作品才知道诗的高度在哪里。我不认为诗歌总是在进步，某一时期它会产生巨大的倒退。
·语言上的忠诚和文化上的反叛，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记者：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作者:
力量与美
时间:
2006-1-18 07:49
记者：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北岛：郭路生，也就是食指。那是70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到颐和园划船，一个朋友站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对我的震动很大。那个春天我开始写诗。之前都写旧体诗。
记者：“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是这首诗吧？你的“朗诵记”里提到过。
北岛：对。我被他诗中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毫无疑问，他是自6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记者：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
北岛：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记者：你现在的诗和出国前的诗有什么不同？
北岛：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断裂，语言经验上是一致的。如果说变化，可能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有时朗诵会上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
记者：介不介意这种距离？
北岛：不介意。
记者：在心里有没有秘密读者？
北岛：有。诗一直都是写给秘密读者的，这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想像出的某个人。
记者：现在写诗的速度是怎样的？
北岛：我在有意放慢速度。过去这十来年，写得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我重复。
记者：远离母语，远离熟悉的环境，对写作有影响吗？
北岛：我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从年轻时代开始，我们吸取的营养就是来自不同文化的，那时写的诗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作为作家，确实有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文写作本身就确定了你的身份---你是中国诗人。像哈金用英文写作，他就是美国作家。在语言上的忠诚和在文化上的反叛，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又恰恰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记者：中篇小说《波动》是74年写的吧？
北岛：初稿是74年，改了三稿，79年定稿，81年在《长江文艺》上发的。
记者：为什么没继续写小说？
北岛：后来写过一些短篇。停止写小说有几个原因，一是那时没怎么看过小说，胆大，敢写。到了70年代末开始，大量翻译作品出来，我一下子被震住了，觉得差距太大，干脆放弃。
记者：以后还会写小说吗？
北岛：不会。诗人和小说家是两种动物，其思路体力节奏以及猎物都不一样。也许写散文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
记者：我读了你的散文集《蓝房子》和《午夜之门》，很喜欢，风格和你的诗完全不同，你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幽默。是用随笔的方式讲故事。我更愿意叫它们随笔，散文听起来有点抒情，而你的文章不抒情，像一些针尖，干净利落地划过皮肤。为什么开始写散文？
北岛：最初是偶然的。当时和老板关系不好，把在大学教书的饭碗给丢了，只好靠写专栏养家糊口。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写散文对我是一种放松，写诗久了，和语言的关系紧张，像琴弦越拧越紧。另外，诗歌所能表达的毕竟有限，比如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人与事的记录是无能为力的。
·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记者：你的《搬家记》描述了在欧洲的4年里，换了7个国家，搬迁15次，我从中读到的是你的苦闷和无奈。当时靠什么力量扛过来的？
北岛：我们这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
记者：有没有绝望的时候？
北岛：当然有。我喝酒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在北欧喝很多威斯忌，有时觉得这晚过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来，松口气--总算又熬过了一夜。
记者：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
北岛：头两三年。加上北欧气候不好，冷，天黑得早。
记者：到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
北岛：中文。这是唯一不能丢的行李。
记者：你交游很广，结识了许多诗人和作家，说说这种交游的感受。
北岛：游历其实从最初写诗就开始了。先是串门，在北京胡同串来串去，然后串到白洋淀，甚至更远的地方。从85年起变成了世界范围的游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诗人和作家。我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和文化，游历久了，变得身份不明。这些人和自己及其他的语言文化都拉开了距离，游离在中间地带，这种现象实际上在改变世界文化的景观。这次到摩洛哥开会，我顺便去看望一个住在摩洛哥的西班牙最有名的小说家胡安.高蒂萨罗(Juan Goytisolo)，今年春天，我们一起去了巴勒斯坦。他觉得住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距离正好，足够他观察国内的一切，又不必介入国内的纠纷。他经常在西班牙的报纸上谈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我作为一个流浪者，因为不属于任何文化圈，就有一种说话的特权。比如巴以冲突，我明确站在巴方，公开谴责以色列当局。在参加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声援巴勒斯坦的访问活动中，我更切身体会到巴勒斯坦人所受的苦难。但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巴以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和犹太人在欧洲的历史有关。那是个禁区。而葡萄牙小说家萨尔马戈(Saramago)挑战了这一禁区，他就受到很大的压力。
记者：相对而言，你觉得哪里最适合诗人生存和创作？
北岛：哪儿都不适合诗人生存。如果不谈诗人，作为移民，在美国生活要容易些，欧洲比美国排外得多。美国虽有很多问题，但好处也多。比如，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居然能混到美国大学教英文写作，这在欧洲是想都不敢想的。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说，生活在美国的好处是，他不必向给他钱的人道谢，诗人和学者都是乞丐，但他们把乞讨的苦差推给了校长。
但问题是，诗歌和学者因为不用亲自乞讨，也就失去了乞丐的敬业精神，用不着流浪，有吃有喝的，转而成了施主，传教授业，居高自傲。这种阶级成份的转换，必有后患。
记者：好像你对当教授不太感兴趣，那你喜欢什么职业？
北岛：没有我喜欢的职业，但这话得看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当建筑工人时，最羡慕的活是烧锅炉看水泵的，因为有时间读书写东西，但一直没轮上我；后来当编辑，梦想找份不坐班的差事，也未能如愿。现在当老师，嘴又笨，不适合，但总比刷碗强。
记者：现在你在威斯康辛州的Beloit College当驻校诗人，都干些什么？
北岛：我每年在Beloit待两个月，教诗歌创作和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课分两部分，一是分析大师的作品，二是讨论学生自己的诗。当场讨论学生的作品，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往往会因为一个词不懂而卡在那儿。后来我要求他们提前把诗交给我，我先查字典把诗看懂了再说。混久了就好了，一个词不懂也没关系，大概知道他们在写什么。
记者：这个工作可以让你摆脱生活压力吗？
作者:
力量与美
时间:
2006-1-18 07:59
记者：这个工作可以让你摆脱生活压力吗？
北岛：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加上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不稳定。我曾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在纽约和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给BMW汽车写颂词，等等。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现在这工作收入还行，虽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好处是自由，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属于自己。
记者：这样你有大把时间参加各大学的诗歌朗诵会，我对这样的朗诵会很好奇。
北岛：一般有创作课的大学，都有朗诵系列(Reading Series )，配套成龙，组成了专业诗歌生产线。大学的诗人教授们互相请来请去。我也是受益者，常被请去朗诵。但由于非正式教职，又是外国人，我享有误入中心的局外人的特权。这种特权是：你在其中，但不必遵守他们的游戏规则；同时又不在其中，距离使你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批判意识。
记者：你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朗诵？
北岛：用中文朗诵，然后请美国诗人或教授朗诵英文翻译，一首对一首，有时加字幕。我从不用英文朗诵，一是英文没那么好，二是我喜欢中文的音调，喜欢那种它孤悬于另一种语境中的感觉。说白了，我念错了，没人能听得懂。
记者：听众的反应怎样？
北岛：各地不一样。在欧洲，一般来说，不会有听不懂的问题，尤其像北欧国家，有理解晦涩诗歌的能力，他们自己就有很多这类的诗歌。而美国注重的是叙事传统，听诗费点劲儿。有时候我得搭配些容易懂的诗，朗诵前再说几句话作引导。其实朗诵就是一种表演，你总不想跟听众过不去吧。
记者：你早期写了些情诗，后期不再写爱情了，你的感情经历和诗歌真的分开了吗？
北岛：写情诗大概只能在青年时代。那时，生活经验和写作很密切，到了一定岁数两者逐渐分开，写作变得曲折隐秘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直接。
记者：以后会再写爱情诗吗？
北岛：不知道，生活和写作都是不可预测的。
记者：现在谁在你的生活中最重要？
北岛：女儿。我对女儿有负罪感，我生活的动荡以及婚姻上的问题，对她影响很大。我离开她时她只有4岁，10岁来美和我团聚，15岁又回到北京，17岁再搬回美国，像个小流浪儿，在该得到父爱时没有父爱。记得刚和女儿分开的那段日子，我的感情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不能在街上听见孩子哭，一听见就跑，实在受不了。
记者：她读你的诗吗？
北岛：很小的时候会背一两首，长大后就不读了。
记者：我喜欢你写给女儿五岁生日的那首诗，你女儿认同你的诗人身份吗？
北岛：她没这个意识，有时还嘲笑我，直到在北京读国际学校时，她的中文老师和英文老师都要教我的诗，她似乎才另眼相待。让我吃惊的是，她最近开始写诗了。那是青春期骚动、跨国迁徙和文化震荡所致，倒是很自然的，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
记者：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北岛：上午写作，中午午睡，下午去健身房读书学英文，给女儿做饭，晚上租个录象带看，算是休息。
记者：现在读中文多还是英文多？
北岛：当然还是读中文多。但出于生存需要，强迫自己读《纽约时报》，其英文简洁明快。另外读点英文小说什么的，出于工作需要，有时也读读英文诗。总之，平时犯懒，一到关键就得临阵磨枪。
记者：什么时候最想写诗？
北岛：很久没写的时候，有种恐慌，就像学业荒废的感觉之于读书人一样。
记者：喜欢和身边的人谈诗吗？
北岛：不喜欢，诗是不能谈的东西。
记者：你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北岛：失去亲人。我妹妹在76年因游泳救人淹死了，那孩子得救了。我和妹妹感情非常深，她那时才23岁，我27岁。我痛不欲生。我甚至觉得，后来写诗办刊物都和这事有关。两年后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
记者：现在想起北京，还是像你书里提到的是“大白菜的味道”吗？
北岛：嗅觉比其它感官的记忆更持久。刚开始连做梦的背景都是北京。时间一长，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气味。在外边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13年后我第一次回北京，连家都找不着了。冬储大白菜不见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那是我的北京的一部分。
记者：如果让你现在给“幸福生活”下个定义，会是什么？
北岛：记得年轻时读普希金的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我一直没弄懂。直到漂泊海外，加上岁月风霜，才体会到其真正含义。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作者:
力量与美
时间:
2006-1-18 08:30
北岛——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气质的现代诗人！他的诗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青年！
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及对中国社会命运的关注与思考，深刻的思想性、哲理性、象征性、唯美性、锐利性是他诗歌的风格，语言文字的驾驭力炉火纯青，为人真诚热情，外表内敛内心火一样的激情，飘泊的生活始终乐观坚强保持一贯的幽默，一个性情中人！喜欢他的诗歌文字关注他的生活动态，心目中偶像极的诗人！
[ Last edited by 力量与美 on 2006-1-18 at 08:40 ]
作者:
力量与美
时间:
2006-1-18 08:58
标题:
北岛是一个传说
陈村
北岛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这样的人的作品应该在大陆出现，不替他出一本诗集是很滑稽的事。后期他转向了，不主要写诗了，写散文，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写得很好，从文化上谈一些事情。你可以不喜欢他，甚至是他写的人，不喜欢他的态度，但是和一般国外的游记比起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至少他会告诉我们一些盲点，可能我们不是这样想问题的，我们没在国外生活过，没有和国外的作家诗人打过交道，想到的外国人都是很抽象的概念，北岛会给你个例，一个个人跑出来了，金斯伯格是怎么样的，我看看蛮有意思的。
散文可以说是文学也可以说不是，它有另一种传播资讯的功能，一个功能是可以告诉你写散文的作者是怎么样的，但小说就看不出来，从他文章中看出他是一个蛮喜欢想的，蛮喜欢阅读这世界的，蛮计较文本的，喜欢语言的，是一个矜持的、不肯邋遢的人。他和金斯伯格玩，可是他和金斯伯格不是一类人。你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中国文化较为优秀的代表在美国的生存，可以借助他的眼光去看见一些东西。你也会去反思一些东西，平时我们文化交流的碰撞很少的，都是心理的碰撞，比如读一本外国书会感叹和中国人眼光不一样，但我们没有和活生生的外国人碰撞。但是他在那里生活、流浪就不一样了，内心的不安定需要在周围场景的变换中找到新的感觉。
我最喜欢他书中的第一部分，因为第一部分对我来说比较稀奇，大家本来心里对外国作家诗人都有点好奇的。他能看见别人想不到的东西，在写金斯伯格时，虽然没有刻意去描写，但是看起来很有意思。金斯伯格也很无奈，这么反对体制的人却到那个体制中去谋生去了。他知道自己在作秀，但还是要去作秀，他接触的处境更加本质一点。我蛮喜欢那种矛盾的不统一的东西。人很统一就很可疑了。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人的话，蛮有意思的。写阿拉法特的时候有一点激动，想要强调一点立场什么的，但是这不是他的特征，不是一直夸张的。他如果一天到晚和那些过激者厮混在一起，他会有一点理性的东西使自己不要膨胀起来。
北岛的生活经历不是很顺利，虽然有人会觉得他很幸运，但从他个人经历来讲还是很不平静的。我们对于北岛的想象是有问题的，想到他马上会有几个关键词－诗人、伟大的作者、美国，我们会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无意识地投影到北岛身上，有另外一种色彩。我觉得他写的就是他面临的是真实的生活，很真实，不需要作秀。我跟他80年就认识了，和现在比内心肯定有变化的，他不是一个很外露的人，和他交往时觉得和以前差不多，80年是在上海一次聚会上认识的。比较长的一次在一起是85年《收获》的一次笔会，他不抢镜头的，但也不会被忽略，因为人家要么会喜欢他的，要么觉得他蛮难过的，他蛮收敛的，不像我会去讽刺人家。
他在国外生活不是很理想，为生计倒也罢了，就是做的那些事跟文化太有关了，索性像阿城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情愿去做与创作无关的东西，谋生而已。他们这批跑出去的人都是有点问题的人。在中文环境中还想洁身自好的，但不是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没有这样，还要文化一点，文的本身是养不了文的，必须谋生，谋得很困难。他书中谈到一点。
我们现在谈到他的时候，就谈到他早期的那些诗，但是他是对一些早期的东西否定的，这里的人认为他被人记住是因为这些诗，对于社会重要性来讲，一个是有意识形态，当时社会保守的一面，还有别的，比如用真实的声音，用个人的声音发言，这也是社会重要性。北岛是一个传说，这一代新的人已经不太知道北岛了，可能只听说过，还没有舒婷或顾城被知道的人多。于是他变成我们中文世界里的传说，现在跑出来证明他不是传说，他是活着的人，还在生活，还在苦恼，像他这样的人，即便他在瞎写，也应该把它留下来，应该去关注他，作为一个标本，看看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是一个文化人，对文化很多问题有所观察，有所思考，他也是一个平常的人，就有很多生活问题，作为一个人本身出现的弱点。他的生活信息，他对这世界的看法，他都没有把它们极端化，不会发作。他是被放逐出去的，而且也承受这不少压力，但还是要寻找一条自己能够接受的路走下去，这使他变得实际一点切实一点。
我觉得从写诗到写散文总归是一个蛮困难的过渡，我觉得他的魂灵不在散文里面，他在做的不是一个散文纯粹的形式。还有就是能量，能量不一定是技巧圆熟啊，和年龄，和内心的激情有关系，写作是一件荒唐的事情，正常人不应该做的事情，正常了以后就写道理了，而写作不是靠写道理取胜的。北岛也是没有宗教的人，他在流浪的时候心理支柱是什么？他为什么没有记录下来他要崩溃的事情？
在号称世界最先进的富有的自由的多元的国度里，北岛觉得很多重要的东西都被剥夺了，但他还要故作潇洒。他说那是谋生之作，是在生存有困难的情况下挽救他生活的一种办法，所以不能和读者作对，得写一些读者感兴趣的东西。在这本书里，你说他是非虚构的他就是非虚构的，但是他偏执，语言有不少蛮罗嗦蛮粗糙的，但是蛮生动的。和我们将他比成“很优雅的”有点不一样，他能存在到现在，从生命力上说能存在到现在，他还能用笔和他的读者交流，本身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还有，他生活中没有一塌糊涂，像顾城一样，变成一个血淋淋的故事。我觉得诗人总归有点吓人倒怪的，老是会有惊世骇俗的举动出现。他的散文还是和别人不一样，我希望还能看到他的诗。我喜欢这个人。
注：这是跟《南方周末》记者王寅的谈话，由王寅记录成文。
作者:
火柴遥遥
时间:
2006-1-18 09:31
他是一个蛮喜欢想的，蛮喜欢阅读这世界的，蛮计较文本的，喜欢语言的，是一个矜持的、不肯邋遢的人
高人·！
作者:
力量与美
时间:
2006-1-18 11:10
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为了自由而瓢泊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作者:
自由风
时间:
2006-1-18 17:48
好长啊~~~
作者:
火柴遥遥
时间:
2006-1-18 18:58
欣赏！！！！！！
作者:
力量与美
时间:
2006-1-18 23:51
才华与品行不可或缺
北岛作为诗人齐秦作为音乐人都是天才的君子都是艺术家中的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的艺术家才能创作出生动灵魂生命超越时空的经典艺术作品
欢迎光临 齐秦歌友会－－中华齐秦歌迷俱乐部 (http://chyich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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