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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谁能过上好日子？ [打印本页]

作者: 晶辰工作室 时间: 2003-11-6 11:22 标题: 谁能过上好日子？

在中国谁能过上好日子？或许人们都在为事业、生计所忙碌、奔波。我们在向往自己的好日子，但又很难理性地告诉自己，什么样的日子才是好日子。

　　多数网民的答案是：“我觉得有一个爱我的人，再加有
一份过得充实而且又有挑战性的工作，然后又有足够的钱给自己用。就这么简单！”

　　但陈彤的《在中国谁能过上好日子》这本书，让我们的观点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只能说，好日子绝非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

　　好日子的相对论

　　中国人素有“知足常乐”一说，上世纪80年代也有一句“只要觉得幸福，你就是幸福的”话。不可否认，在一些小富之家还是奉行“房子不用过大，汽车绝对不去买”的原则。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日子已经很好了，没必要继续扩张。这其实与所谓的“幸福观”没有两样。

　　陈彤在书中解释说：“我想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听过这么一种说法，一个乞丐得到一杯水的快乐不亚于一个富豪得到一笔生意的快乐。在我年幼无知的时候，我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我坚持认为好日子与富足没有任何关系，甚至穷人比富人更容易得到快乐。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现在我的看法是虽然富足的日子不一定是好日子，但好日子一定要以富足为基础。”

　　不久前看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杂文，主题是从流星雨开始。文中提到他的一位朋友失业又失恋，痛苦到了极点。后来到海边散心，仰天长叹，不经意间一泡鸟粪落入口中。

　　时隔不久再见这位朋友，却发现他被夏威夷的阳光晒得皮肤黝黑——原来他被鸟粪击中的第二天买彩票中了大奖，瞬间有了逍遥的生活。

　　在海边被鸟粪击中的概率要比中大奖的概率小得多，文中这位朋友一瞬间否极泰来也是不足为奇。

　　与这个故事相吻合的是，在《在中国谁能过上好日子》的开篇——《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幸福简史》中，作者有这样一段论述：关于幸福，从古至今无数思想家哲学家都议论过了。可是，那些议论幸福的思想家或者哲学家本人幸福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幸福”和“好日子”是不同的东西，在很早很早以前，我甚至认为“幸福”和“好日子”是格格不入的，那个时候我天真而固执地认定，没有痛苦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人活着就是为着含辛茹苦，没有苦难，人生谈何壮丽？

　　文中提到，“我形成这样的幸福观，是在我很年幼的时候，大约是十几岁的光景。”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一代，被人称作为“过渡一代”。其实这里面的理论含量很低，不过是介于60年代和80年代之间，两代人的思想。其中一点就是讨论人生意义上的明显过渡与分歧。60年代的人大约骨子里还在想着“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意义，到了70年代一代，要求略有放松，换句话说，只要不平凡就是有意义。到了80年代出生的一代，剩下的就只有“我喜欢”的个性张扬了。

　　抛开陈彤锁定的“好日子”的概念，用很“庸俗”的话说，被鸟粪击中的那个人应该过上好日子了，当然不单单是因为他手头净赚的百万大奖，而是回忆自己曾经的不幸，更珍惜自己的生活。当然这种解释，最终回到了“知足常乐”的俗套，用一种生活或者心情的反差来衬托幸福。世人普遍的“相对论”，陈彤或许会说“不！”

　　好日子的纵横解读

　　有人喜欢称陈彤的随笔是“白领的宣言”。很多人对书的评价大致是生活的哲理，或者是生活的指南。就像说1000个人会有1000种不同的幸福感受一样，对于好日子的理解，总会有1000个标准。将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代人的1000个好日子标准能够用一本书概括，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本文之所以将主题定位到“一个时代或者一代人”上面，决定好日子的主要因素首先是社会环境，就是说只可横比，不能纵看。最简单地说，20年前没有人会想到自己家里买上一台电脑，更无从去想装上互联网线，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冲浪。20年不足以去淘汰一代人，但这代人会在这20年内，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人，其思想意识至少有一次“大清盘”。

　　据说上世纪70年代，有两个农村老人聊天，一直被捧为笑料：

　　“你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过的啥日子吗？”

　　“那谁能知道？”

　　“嗨，告诉你吧，他老人家那里的油条，一抽屉一抽屉的！”

　　这里是否有演绎的成分不得而知，但在上世纪70年代，油条还算是农民的奢侈品。

　　横向看一代人或者是一个时代对于好日子的标准，就不得不再一次与“幸福”这个字眼混淆而谈。在这本书中，对于好日子的标准，陈彤如此描述：

　　“好日子”是有标准的，衡量好日子的标准主要是三个方面的要素——有钱花；有事做；有人爱。而且这三个方面都必须具有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性质。说到底，好日子的美酒是由99%的安全感+60%的成就感勾兑而成的。

　　究竟有多少钱算做“有钱花”？

　　有什么样的爱算做“有人爱”？

　　做什么事算做“有事做？”

　　这是陈彤在书中的回答：一个决心追求好日子的人；一个正在过着好日子的人；一个将会过上好日子的人一定是思考过以上这三个方面问题的人，并且他们都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答案。好日子的前提是稳定。无论是有钱花的“钱”，还是“有事做”的“事”以及“有人爱”的“爱”，必须具备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性质，比如说“钱”，必须是来路正确的稳定收入，不能是那种“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的路子；再有“有事做”的“事”，必须是踏实的，这里说的踏实的意思不是说要一辈子在一个地方干到死，而是说手头做的“事”是能够积累的，有发展前景的，即使将来不在这个公司做事，也可以凭借这份工作的经验换一个更好的工作，而不是说有一搭没一搭的那种“事”，今天被老板炒掉，明天就找不到饭辙了；而至于有人爱的“爱”也是一样，是一个有长远打算的“爱”，而不是“爱就爱了”的爱，不爱就不爱的“爱”，那样的爱太随便，根本不符合好日子所要求的“长治久安”的特征。

　　陈彤自述：好日子的理想含量

　　我曾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很多像我一样的人都曾经是。我们从小是看着居里夫人的连环画长大的，中学的英语课本里就有爱因斯坦的故事。高中文理分班的时候，我并不十分喜欢理科，但是当时学校里正在播送“女科学家修瑞娟”的先进事迹，我激动万分，立刻觉得应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科学研究中去。我上了大学之后，就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我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就像我千百次地走过苹果树下，即使每天有一个苹果正好掉到我头上，也不可能从我脑袋里砸出一个“万有引力定律”来！我当时很绝望，正在绝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叫“法拉奇”的女人，她是一个有名的女记者，采访了无数世界名人，我想这样一个理想对我应该是容易一些的吧？

　　后来我怀揣着一个“法拉奇”的梦想到了报社，我每天都在梦想着——也许再过几个月，我就可以成为法拉奇；也许再过半年或者一年。到第三年的时候，我感到失望，我发现我根本没有机会成为法拉奇，我无法想像美国总统或者英国首相会接受我的采访，我也看不到任何这样的可能性。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做社会新闻的记者，即使再出色，也还是社会新闻。但是我不肯放弃希望，为此，我坚持着努力着，比如说练习英语，练习采访技巧，并且我常常陷入焦虑。

　　直到有一天，我和一个领导谈话，我跟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我想成为法拉奇。我的领导看了我很久，对我说：“很多人都有梦想，有的人的梦想实现了，有的人的没有。你看周围有很多普通的人，他们并不是没有梦想，只是他们恰巧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已。难道没有实现梦想就不活了吗？你就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做好一个普通的人，做好日常的工作？没有实现梦想没什么丢人的，毕竟这个世界上能够实现梦想的人很少，问题是你考虑过假如你恰巧是多数人怎么办？就是不能实现梦想的那一部分人怎么办？你不过了？”

　　在此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假如我没有实现梦想，我的生活将会怎样！我觉得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后来我的领导对我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快意恩仇的侠客，练得一身绝世武功，能在万千人中直取敌方首级。他说得气势恢弘，我一下子乐了。他问我：“你笑什么？”我说：“你是上学的时候武侠书读多了吧？”我的领导反问我：“那么你是什么书读多了呢？”

　　现在回过头想一想，年轻的时候，谁没有梦想？就像我的领导一把岁数跟我说想做一名侠客让我觉得好笑一样，估计我想做“法拉奇”也让他觉得好笑。我的领导并没有因为没有实现侠客梦就不活了，相反他生活得非常好。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寻死觅活地非做“法拉奇”不可呢？我在那一年结了婚，发现了平常生活的乐趣。当然理想主义者会批评我，认为我背弃了理想，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只想说：“我选择了生活，选择了过日子，并且努力把日子过好。”我还想说，其实我还是有理想的，只不过以前我的生活完全被理想占满了，以至于没有时间过日子，享受青春的美好；现在我把理想当做天边的明月，我在深夜里抬头的时候，能够看见她，感受到她的美好；但是在白天，我是一个普通的敬业的上班族，我不会在艳阳高照的时候，为看不见月亮痛苦。现实和理想就是这样的关系，生活在理想中的人，永远生活在人生的黑夜里，他们用“黑夜给的”“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太现实的人则永远追求一种光天化日的感觉，不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一点夜的空白和沉寂。

　　这些年来，我和很多过着不错生活的人聊天，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一群没有实现理想的人，但是他们都没有彻底放弃理想。

　　我觉得“好日子”不是拒绝理想，但是其“理想含量”一定要适中。太少，庸俗；太多，痛苦。

作者: 夜色倾城 时间: 2003-11-6 11:34

好日子的概念因人而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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