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的自白（迷失篇）
我是怎么开始唱歌的 什么时候开始玩音乐？
十多年了。那时我在感化院。院里有一把吉它是给我们少年犯休闲用的。无聊的很，我拔着弄着，就学会了。 那把吉它还少了根弦，而我的音乐生涯大概就是从这把破旧的五弦吉它开始的。不过，要说我真正"拥有音乐"，应该是姐姐齐豫唱红了《橄榄树》后，从香港带了只很贵的吉它送我之时。
1985年，《狼》出版后，我曾回到我住过三年的彰化少年辅育院，探望带过我的蔡辅导员和那个"家"。 回途，我沿着公路局的线路走，而这正是我出感化院时，姐姐齐豫接我回台北的路。
我还记得，当时姐姐和我坐在公路局的车上，什么话也没说。我只是看着窗外，曾经我也是由这条路进感化院的，不过，我知道我已判若两人。我是在1976年3月进入感化院的，为期三年，罪名是"少年虞犯"。当时，我还不懂"虞犯"的意思，后来终于懂了，就是"累犯"的意思。而就在那之前的一、两年，我一共转了五个学校，每所学校平均只念一星期，原因是我旷课、闹事。
那时家在台中，父亲是公务员，每天除了忙于公务，还经营一家舶来品店，很少与我们接触。母亲也不常见面，她喜欢打打小牌，而大我十岁的哥哥则已到日本念书。每次我和姐姐放学回来，发现饭桌上的杯子底下压着50元，就知道晚餐又要在外面吃了。
也许，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那叛逆、蛮强的个性便毫无阻力地大肆发挥了--打架、嗑药、半夜踹人家铁门都是我常干的事。我的"恶名"很快就传遍左邻右舍，人更成为拘留所的常客，平均一个月被拘留两三次，每次母亲来保我回去，能瞒住父亲的就瞒，瞒不住，一顿毒打就逃不掉。
国中毕业，有回我拿了母亲皮包里的钱花掉，被父亲发现，吓得不敢回家。等身上的钱用完后，我又悄悄向母亲求救，告诉她我想到台北补习。那时，父母感情不睦，时有争吵，他们也无心管我的事，因为我在他们眼里早已是"惯犯"。
妈妈悄悄安排我到台北住宿，并按时寄钱给我。不久，她离家赴美，父亲也随后跟去。从此，我的行为愈加嚣张，陆续参加了几个帮派，四处械斗、闹事。不多久，我就在家中开的咖啡厅以"不良分子集会"为由而被捕，被送进法院。
姐姐是我的精神支柱
进法院时，我只有一位亲人在台湾，就是姐姐齐豫。我记得她来法院看我时，边哭边说："你放心，别怕，你很快就会出来的。"
然而，事实并非姐姐所想像。 父亲虽是"国代"，但人在国外，再加上他个性刚愎，从不求人。很快地，我就被判刑，送进彰化市的少年辅育院。辅育院三年，父母都在国外，唯一给予我精神安慰的就是姐姐。那时，她在念"台大"，而且刚唱红《橄榄树》，是个知名的民歌手。她仍常来看我，或写信鼓励我。有一次，她带了一位陌生男子来，经她介绍，才知道是李泰祥先生，就是为姐姐写《橄榄树》的音乐家。李泰祥先生当时对我说了些"励志"的话，但我并不感激，我甚至责怪姐姐把我在这样一个"见不得人"的地方介绍给一位名人。然而，这只是我当时的自卑感作祟，往后我所以能进歌坛，姐姐和李泰祥先生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人。
辅育院内的生活是极其阴暗的，虽然设立的动机是为少年前途着想，但实际上进了辅育院的人，绝大多数只是学会了更多的坏习性，而且，即使将来出了院，还需承受社会上更多的异样眼光和压力。 从我进歌坛至今，我已从报纸上看到许多当时的同期"同学"，后来因再犯重大刑案而被枪毙或遭监禁。初进辅育院，各个牢房等级分明，牢房间的斗争也很可怕。所幸辅导员对我不坏，一直把我安排在新收班，即高中以上的班级，以免介入其中的争斗。
于是在这种环境下，我更体会出承受压力、吃苦及如何与人相处的方法。我学会了静下心来写日记，将院中三年生活点滴全记下来，而这个好习惯，使我更细心去观察、思考自己内心及周围的人与事。可惜的是，狱中三年的日记及姐姐寄给我的大部分信件，都在出狱后被父亲焚毁。父亲的理由是：过去不名誉、丢脸的事，绝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和证据让人知道。
感化院三年使我意识到，心灵迷失往往比身体的残疾更严重，它不仅会危及自己，也可能伤害别人。
狼的自白（新生篇）
不敢正视别人的目光
那年我二十岁，顶着一个刚服过刑的大平头，害怕别人的目光，不敢和别人对视，我整天低着头。 短发竖立的我，依在父亲的身后，挤在陌生的人群里，不解地望着台上那些正在发出声音的人们，想："他们怎能办得到？
他们怎么可能不害怕？"有勇气站在台上让人群看自己、听自己，对那时的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根本没有办法想像自己能走到人前，发出任何声音而且让人听见。那是1980年的母亲节，在石门芝麻举办的民歌演唱会。那些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神一般的民歌手，是赵树海、王梦麟、胡茵梦。
那是《狼》专辑销售二十几万张的六年以前。 从小就作惯了听众。小时候我就整天听着木盒子里传出来的西洋歌曲，觉得既很陌生又很熟悉。我的英文，大概全是从小听英文歌，还有后来抱着吉它唱英文歌唱出来的。跟很多写作音乐的人比起来，我幼年的音乐教育无疑是粗糙而随意的。
我读忠孝小学时，进了唱诗班，是声音最高的男高音，还上过上官亮主持的"儿童世界"，独唱爱国歌曲，现在回想到幼时能那样表演，自己也觉得是奇迹。
初次上台就被赶了下来
除了进儿童合唱团外，我小时候最主要的音乐活动就是与大我两岁的姐姐齐豫对唱黄梅调。齐豫搬出家里那台笨重无比的录音机来录，录好了再放出来一道听，这该是齐豫对我歌声最早的肯定吧。
齐豫对我的信心，一直比我对自己的信心要强很多，当她进台大念书时，我还在世间鬼混。齐豫那时唱红了《橄榄树》，手上稍微宽裕了些，竟从香港带了只很贵的吉它送给我。有了这只吉它，我无日无夜地拔弄起来。
我从来没想过去买什么吉它教材来照着练习，就只一个劲儿地埋头自己乱弹，越弹越有心得，就去应征吉它教师的职位，教一些初学者初级和弦这一类的玩意儿。齐豫却没有忘记我的歌声，每次遇上《橄榄树》的歌迷称赞她时，齐豫一定毫不犹豫地大声说："我的弟弟唱歌比我好听！"
等到了那年的"金韵奖"，齐豫押着我去参加比赛。我选唱王梦麟正走红的那首"哗啦啦啦啦下雨了"，还没唱到到一半，就听到裁判"当"地一记钟声，叫我下台。那时候比赛在艺术馆举行，场子里黑压压挤满了听众。可是参加比赛的人太多，主办单位为了节省时间，也就顾不得参赛者的面子，一听到不对头的表演，立刻敲钟，换下一名。照说这是很糗的事，可是当时台上脚抖声颤的我只觉得如释重负，大大吁了一口气，赶紧下台，倒是台下的齐豫替我羞了好长一阵子。那年的得主是李建复。
我少年时遇到过无数挫折，但从来没有哭过。在齐豫赴美念书的前夕，我却忍不住落下泪来。如果不是齐豫，我不知道我的音乐会不会出现，但我能够确定的是，我会活得加倍艰辛。
到餐厅演唱遭多次拒绝
我不爱念书，只爱晃荡。高中时，我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我做过面包店的学徒，名为学徒，其实是作苦工。每天上工就开始打蛋，一打就是两百只鸡蛋。打蛋时，把蛋白蛋黄分别打在两只大桶里，打完后就灌奶油下去，死命搅和一番，送给面包师父去烘烤。等面包出炉了，又该我来刮烤盘，要把粘在烤盘上的零碎全刮干净。
我实在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工作里得到任何我能认可的意义。我换了个工作，进了一家湿纸巾加工厂去作包装。我看着一张一张湿纸巾被装进袋子里，越看越纳闷，不懂自己为什么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我又换工作，进了报关行，我总算是从和面包打交道，"晋升"到和人打交道了。
以后我白天上班，晚上抱着吉它去找餐厅唱歌打工。我去中山北路一家"梦咖啡"应征，连着被拒绝了两次，"榕榕园"则拒绝我一次。试了十几家，总算渐渐开始在"牧羊人"、"上吉斯"、"白屋"等餐厅驻唱了。
我唱的多半是当时流行的歌手的歌。我不大在意歌词的意思，如果能把原唱者模仿得惟妙惟肖时，就很得意地炫耀一番。有时候听别人在某首歌的唱法上有什么讨好的小花招，也会偷来用一用。那个时期，只觉得唱歌就是唱歌，一点也没有想过自己来作曲。
我的第一个歌迷
在餐厅唱歌，主要是打工赚钱。当然男歌手"玩帅"也是乐趣之一。听众里常常有高中女生，背着书包，制服也不换就来听歌了。通常头一天是两个人结伴来，第二天则三、四个人来，第三天以后就只有一个人来了。"玩帅"的成绩，也无非就是聊聊天，留个电话号码。我积了一堆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半个电话也没打过。
也有些听歌的人会让我一直记得。像有个人连来两个月，每次一定八点半进来，坐同一个位子，每一次也一定递上同样的两张条子，点同样的两首歌。我心里很清楚，这个人是来听这两首歌的，或者，是来听我的声音唱这两首歌的。
虽然在这样一个充满人的环境里和人面对面地接触沟通，我却不觉得自己和这个充满人的世界有多少关联。 当兵时，进了海光艺工队，仍不时偷偷溜到餐厅唱歌赚钱。在"榕榕园"唱时，潘越云正好排在我前一个表演。她最后一首一定唱《再见离别》。我很喜欢这首歌，每次表演一定提早五分钟到，坐在台下听她把《再见离别》唱完。那时我剃个阿兵哥头，怎么看也不像个歌手，加上潘越云每次唱完得立刻赶去别处演唱，不知道我与她同台演出。于是她很自然地把我当作了《再见离别》的最忠实歌迷。
虽然在餐厅驻唱时，歌手和歌手之间的交流或竞争很少、很零碎，说不上什么音乐理念切磋。但所有的经验都累积成我音乐资源的一部分。在我后来出的专辑里，有很多歌都是我一个人抱着吉它边弹边唱的，就如同当年那个内向封闭的我，至今依然这么容易怯场、紧张。历历来时路，都看得见我清晰的足迹。
狼的自白（成名篇）
《狼》一炮打响：唱片卖了二十万张
那时候有一首《休说过》正在流行。我在餐厅唱这首歌时，被唱片公司的夏先生听见，于是找我面谈。他们公司正好有一首《又见溜溜的她》急着找人唱，另一名候选人是王瑞渝，但他们觉得王瑞渝个子太高，于是我就从歌手变成了所谓的"歌星"。
我和唱片公司第一期就签了五年约，出专辑等了一年，当兵耗去三年。我把《狼》专辑做好以后，被老板在桌上搁了很久，到我快当完兵时，才听说公司愿意发行。《狼》发行后的第二个月，卖到了十五万张。再过四个月，卖了二十万张。对于始终远离人群的我来说，这是近乎恐怖的事。幸好是一个月一个月卖过二十万张的，如果是两天内爆出这样的数字，我会发疯。
人类从陌生变成难以预测了，而且是因为我的音乐。"我的"音乐--《狼》，是我第一首正式的音乐创作。我很自然地想到用"狼"来写我自己。当时我所属的唱片公司，并没有任何企划造型设计的概念和人力，我的歌，我的样子，就是原来的我，不是任何包装过的产品。
狼的形象，一直盘据在我心里，使我又陆续出了主题一脉相承的《出没》、《狼II》，即使较为抒情的《冬雨》专辑里，也依然充满了那个冷峻的、孤绝的、流浪的我。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只有这样来辨视人生。即使到今天，我依然随时随地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幻灭。我仍会努力地活，但不愿意再因为天真地肯定什么，而遭受我惧怕至深的过去的痛苦。
从《狼》到《狼II》连着四张专辑，每出一张，我只能得到三万元的酬劳。我被迫靠其它方式来维持生活。凭着与同行各种接触的经验，我终于在去年（注：1989年）五月离开了这家唱片公司，并开始以制作唱片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我不必再面对秀场的听众了，这是一个解脱。
感谢大陆的歌迷
《狼》刚发行的时候，电视台并不欢迎我上节目，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还没有什么人知道我，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的模样不合电视台的规矩。
我的长发、背心、牛仔裤，并不是什么"造"出来的"型"，而是我自己本来的样子。我还记得每次上节目录影，往往很辛苦地等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歌星录完了，快要收棚的时候，工作人员才把我唤到摄影机前，先抱怨一顿我的衣着发式后，就匆匆把歌录了。等到节目播出时，我那段却总是因尺度不合而早已被剪掉了。
然而，随着《狼》日渐上升的销售量，越来越多的听众开始向电视台询问我的行踪，这才使得我慢慢能够偶尔在电视上出现。但是，就算在一切都已开放了许多的今天，我的长发依然是电视台播映上的困扰。我并无意特立独行，我只是觉得，人只在做错事的时候，才有"过"可以改，而我的发长并不算是一个错吧？
《冬雨》出版不久后，我参加了音乐剧《棋王》的演出，这是我头一次演舞台剧，也是头一次有机会与音乐上启蒙我的李泰祥先生合作。我想信生命的情调、人的处境都会因时间而更迭。一年之内，我和姐姐合开了《天使与狼》演唱会，成立了"虹工作室"，去伦敦参加了亚洲音乐祭，也完成了《纪念日》专辑。我对生命的起落已有了领悟，也懂得了幻梦的生与死，轮回与寂灭。
从前年底开始，我就一直听说大陆上有许多人听我的歌，尤其是那首《大约在冬季》，我也听说北方的省份特别喜欢《狼》。 我想在长城上开一场百万人的演唱会，在中国的历史面前，中国人唱中国人的歌，唱给中国人听，唱给中国听。
尝到了爱情的酸甜苦辣
每个公众人物，都仿佛背了个包袱往前行，包袱内则装满了过去。有时，这个包袱会很大，让人跌倒，有时，会压得人喘不过气，但，对于某些人，它轻如鸿毛。我希望，我是后者。
关于我感情方面的报道----年轻时的感情纠纷，曾经被渲染得使我几乎无法面对演艺圈内外质疑的眼光，但毕竟，所有的不成熟都已过去了。 而最近，又有新的传闻出现--我和相恋四年的祖贤要分手了。因为祖贤在香港"发牢骚"。这件事，目前应该是雨过天晴了。虽然我不想去解释什么，但是，这段当初并不被各界看好的感情，确实是我们以四年的时间，用彼此的坦诚换来的。
前段时间，我为事业冲刺，忙得也许疏于"嘘寒问暖"。她也无法用电话"摇控"我的行踪而在心里犯了"嘀咕"。事实上，我忙得问心无愧，因为我连睡觉的时间都好象无法掌握，而香港的记者，也许是善意提醒，也许是需要新闻，祖贤对我的不满也就成为众所皆知的事情了。
我的过去，祖贤全都明白，而她的感受，也尽量让我知道，我不能断言我们俩一定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一定"的事，但我很珍惜四年的感情，更希望有美好的发展。
有些歌迷和朋友常问我：为什么带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银戒指？为什么留那么长的头发？我的答复是，我很念旧，我很喜欢旧有的事物，太完美对我反而是虚伪的。
我的长发，对我有一种保护、安定的力量，那是短发人无法体会的感觉，而且重要的是，祖贤并没有对"它"产生反感，祖贤认为，"它"也是我的特色之一。
我是个很想有个温暖家庭的人，也许是一种自幼以来家庭环境阴影造成的"补偿"心理，和祖贤的"未来"，我会努力去保护和灌溉，但是也要视乎"机缘"，就如同我的座佑铭：音乐是需要不断实验的，感情也一样。 |
发表于 2007-1-17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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