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从邓丽君到张惠妹——歌声与时代的故事（李珊）
翻开两岸歌声交流史，每一代成功的歌手、每首风靡流行歌曲的背
后，都诉说了一个时代的渴望。
说台湾的流行文化是大陆思想启蒙的推手，可能有点自我膨胀，但
一位大陆文化人说，“港台电视、电影、流行歌是大陆文革后一般大众
对外来文化认识的主要通道，”可是一点儿也不夸张。
台湾文化人南方朔则说，流行歌十多年来早已统一两岸了。
从七○年代末邓丽君风靡大陆全地，到去年张惠妹热潮在两岸关系
陷入低迷时，仍在大陆各地沸腾延烧；跨越千禧之际，港台歌手更是频
频炒热大陆演出市场……台湾流行歌有何魅力，能在大陆引领风骚二十
年？而在这变化剧烈的年代中，又唱出了什么样的时代心声？
两千年伊始，走在北京或上海街头，让人有时空错置的感觉，抬头
可以看见张惠妹喝可乐，低头则看到范晓萱手拿电子辞典的广告，走进
速食店，“蟑螂”兄妹的歌曲萦绕耳边，两岸人们的生活样貌如此接
近？
即便是去年“两国论”燃烧两岸，火焰正炙之际。
８月２９日深夜昆明拓东体育场外，张惠妹《妹力９９演唱会》散
场，人群像河水般流向四面八方，细雨暂歇，但是人们的情绪仍然回荡
在歌声热情中，一位衣着时髦的女孩说：“太棒了，阿妹有种神秘感，
说不出来，全中国就她一个这么唱的，她的劲歌我忒喜欢。”
那是张惠妹去年八月初起巡回大陆六场个人演唱会的最后一场，之
前的北京、上海、广州，所到之处无不引起歌迷热情回应，北京的媒体
说，张惠妹放肆的高歌和情不自禁的呐喊唱出了这个时代的粗糙、直率
和无所畏惧。
天生的音质之外，反应时代的心声和渴望是张惠妹成功的关键，翻
开两岸歌声交流史，每一代成功的歌手、每首风靡流行歌曲的背后，也
都诉说了一个时代的渴望。
邓丽君滋润枯竭心灵
二十年前的邓丽君拉开了两岸人民情感交流的第一幕。１９７８
年，大陆正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那时候流行歌完全不被官方主流价
值接受，形象是违反社会道德、很低级的，”北京乐评人王晓峰说，电
影里小痞子的标志不是提着收录音机放流行歌招摇过市，便是跳Disco。
然而，时代的潮流难以遏止，文革禁锢了十年的社会心灵，早已对
“为政治服务”的革命样板歌曲失去兴趣，一些有海外关系的民众把邓
丽君的歌曲带进了大陆，邓细致温柔的歌声、一首首诉说亲情、爱情、
思乡或感叹人生际遇的歌曲，让十亿人民拾回了丧失已久的自然情感。
在没有音象店可以买卡带、“风花雪月”类的歌曲根本不被正统媒
体播放的年代，人们靠着那时一种单卡的“砖头录音机”一再转录她的
歌曲，一两年内传遍大江南北。
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早为官方反感，在“何日君再来”后，终于
遭到禁唱待遇。然而，就像当时厌倦了单调“蓝蚂蚁”军便服的青年男
女，纷纷改穿喇叭裤、留长发，虽然被视为奇装异服，迭遭剪裤管、禁
入政府大门的待遇，但是喇叭裤愈禁愈兴。人们在歌咏大会上虽高唱
“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但是回了家仍
然独锺邓丽君的歌曲。
“四九年共产党进城后一刀切断了所有的市民文化，”《北京日
报》文化部副主任、文化评论人解玺璋说，解放后戏曲、说唱被禁；畅
销小说作家如还珠楼主、张恨水等下场凄惨，再经历文革十年，内地的
通俗文艺几乎全被清理掉了。“真正的恢复是七九年港台文化进入
后，”他解释为何港台文化的亲和性特别强，是因为“与市民内心深处
积累的文化经验一拍即合”。
邓丽君的魅力像涟漪般散开，开始对大陆音乐圈的专业人士发生影
响。大陆长年以西方古典音乐为主流，民族音乐为次，音乐工作者对三
○年代以降上海流行歌曲不屑一顾。小邓流行后，文革时期唱惯了革命
样板歌曲的文艺团体发现“歌也可以这样唱”。１９７９年，中央歌舞
团唱湖南花鼓戏的著名艺人李谷一第一次以邓丽君的气声方式唱出《乡
恋》，打破了长久以来民族、美声的传统歌唱方法，遭到相当多批判，
但却大受欢迎，随后朱逢博、程琳等文艺团体的成员都起而效尤。
“校园民歌”吹皱一池春水
八○年代前半期，台湾的校园民歌陆续传入大陆，荡漾出第二波广
泛的涟漪。与邓丽君现象不同的是，这一波以罗大佑及校园民歌为代表
的流行歌曲，更深深打动了年轻学子的心灵。
“八○年代前五年社会上的变化特别有意思，”大陆资深乐评人金
兆钧指出，在文革、反右的质疑浪潮后，知识份子发现中国的问题，不
只是共产党的、阶段性的，应宏观检讨整个民族及历史文化的问题，文
化热潮铺天盖地，译介西方美学、哲学思潮蔚为风尚。反映在文学界的
伤痕文学、五七文学、改革文学一路发展，美学上则从星星画展、波普
热到现代艺术一路沸沸扬扬。
“那个时候我们理想特别强，虽然不成熟，也常常会想能为国家做
些什么？”王晓峰说，罗大佑歌词中对社会的批判，站在整个民族情感
立场上写的歌，自然对青年产生相当的撞击和共鸣。几乎大陆三十岁以
上的人少有不对罗大佑竖起拇指的。现任北京喜洋洋文化公司总经理的
陈梓秋自称“拒绝肤浅的一代”，他就表示大学时期受罗大佑的影响很
大，“他的深刻、生命力让人佩服。”
另一方面，“校园歌曲回归自然的清新风格、纯粹的音乐，让文革
中成长的一代重拾失去的自我、失去的自然，”金兆钧说，《橄榄
树》、《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勾勒出令人心神向往的新香格
里拉，风靡那代青年学生。
有趣的是，在主流价值对“流行音乐”还很有争议的八○年代初，
台湾校园歌曲的进入，却向一批从小学习古典音乐、民族音乐的爱乐青
年开启了另一扇窗，“人们终于明白流行音乐的形式不过是一个载体，
这一形式本身并不等同于‘靡靡之音’或是‘没落腐朽’，”金兆钧在
１９９６年发表的《歌坛十年故事》一文中指出，崔健、王彦军、吴海
岗、李海鹰等日后执大陆流行音乐界牛耳的人物，“从当时的港台歌曲
中，特别是校园歌曲中意识到：流行音乐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他
们可以大有作为。”
就像台湾唱片业的发展历程，最早唱片业多以英文翻版唱片为大
宗，只是在大陆，翻唱的对象变成台湾歌曲。这便是八○年代初兴起的
“扒带子”风潮。“唱片业飞速膨胀，太平洋影音公司一年居然销售了
八百万盘磁带，在八○年代初期的生活水平下，一盘５.５元的高价，
这个数字太惊人了，”金兆钧说。
“西北风”反攻
八○年代后半期，港台多元曲风和庞大的流行乐市场终于催发了大
陆本土的第一批流行音乐。１９８７年前后，由一群拥有正统音乐背景
的词曲人领军，创作出多首迥异于台港乐风的雄浑、豪迈、融合北方民
歌旋律及摇滚编曲，充满批判精神的歌曲，如《信天游》、《黄土高
坡》等，一夕红遍大江南北，被统称为“西北风”。同期的崔健更以摇
滚呐喊的唱腔，在“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中一鸣惊人，他的
《一无所有》自此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当时写
下了广为流传的名言：“自从有了崔健的《一无所有》，中国的流行音
乐将不再一无所有。”
金兆钧指出，不论是《信天游》的无奈、《一无所有》的呐喊、
《我热恋的故乡》的批判精神，共同点都具有沈重、忧国忧民的基调，
反映了自八○年代以降社会上反省历史文化的时代心情。如同知识界酝
酿出《河殇》，一般大众则从传唱西北风歌曲中得到抒发。８７到８９
年大陆本土的创作和歌手演唱风行草偃，刻意与港台划清界线。
苏芮和齐秦
即便在西北风盛行期间，台湾流行歌曲并未全然退下舞台，１９８
７年底台湾开放大陆探亲，随着返乡人潮，及大陆官方正式核可引进版
音乐带进入，苏芮和齐秦先后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苏芮的歌声早在８７年随电影《搭错车》进入大陆，《一样的月
光》、《酒干倘卖无？》的人文气息首先感动了思想前卫的青年学生，
进而受到大众欢迎，历数年不衰。最重要的是，苏芮豪放、呐喊的唱腔
颠覆了多年来邓丽君温柔细致特质一统天下的局面，开拓了演唱方式的
新声，“许多有潜质的女歌手，如那英、杭天琪、范琳琳等都是以她为
仿效目标，”王晓峰说。
齐秦则是在八七年“狼”系列专辑进入大陆后，短短数月便以燎原
之势席卷大江南北，就像十年前的邓丽君。“台湾最有影响的歌手分为
三代，邓丽君、刘文正是第一代，罗大佑第二代，再来就是齐秦。”
《中国百老汇》杂志副主编丁宁认为像他们二十三到二十八岁这代，受
齐秦影响最深。“他给我们的影响不只是听歌的乐趣，而是人生观
的”，“我一个人在风中独来独往”的孤高、自信，让青春年少的他十
分向往，业余仍创作的丁宁常以齐秦为努力目标。
“齐秦的叛逆与罗大佑建立在历史上的叛逆不同，”王晓峰指出，
齐秦鲜明的个人风格，提供了当时年轻人勇于展示自我的力量，因此赢
得广大的共鸣。丁宁清楚记得齐秦第一次在北京开演唱会的情景，“那
时北京冬天流行戴长长的白色围脖，当演唱会结束，齐秦要离去时，看
台上的女生几乎都要晕过去，一整排人都把围脖垂下去，希望能让齐秦
摸一下。” |
发表于 2005-10-26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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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6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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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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