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开始唱歌的 什么时候开始玩音乐？
十多年了。那时我在感化院。院里有一把吉它是给我们少年犯休闲用的。无聊的很，我拔着弄着，就学会了。 那把吉它还少了根弦，而我的音乐生涯大概就是从这把破旧的五弦吉它开始的。不过，要说我真正"拥有音乐"，应该是姐姐齐豫唱红了《橄榄树》后，从香港带了只很贵的吉它送我之时。
1985年，《狼》出版后，我曾回到我住过三年的彰化少年辅育院，探望带过我的蔡辅导员和那个"家"。 回途，我沿着公路局的线路走，而这正是我出感化院时，姐姐齐豫接我回台北的路。
我还记得，当时姐姐和我坐在公路局的车上，什么话也没说。我只是看着窗外，曾经我也是由这条路进感化院的，不过，我知道我已判若两人。我是在1976年3月进入感化院的，为期三年，罪名是"少年虞犯"。当时，我还不懂"虞犯"的意思，后来终于懂了，就是"累犯"的意思。而就在那之前的一、两年，我一共转了五个学校，每所学校平均只念一星期，原因是我旷课、闹事。
那时家在台中，父亲是公务员，每天除了忙于公务，还经营一家舶来品店，很少与我们接触。母亲也不常见面，她喜欢打打小牌，而大我十岁的哥哥则已到日本念书。每次我和姐姐放学回来，发现饭桌上的杯子底下压着50元，就知道晚餐又要在外面吃了。
也许，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那叛逆、蛮强的个性便毫无阻力地大肆发挥了--打架、嗑药、半夜踹人家铁门都是我常干的事。我的"恶名"很快就传遍左邻右舍，人更成为拘留所的常客，平均一个月被拘留两三次，每次母亲来保我回去，能瞒住父亲的就瞒，瞒不住，一顿毒打就逃不掉。
国中毕业，有回我拿了母亲皮包里的钱花掉，被父亲发现，吓得不敢回家。等身上的钱用完后，我又悄悄向母亲求救，告诉她我想到台北补习。那时，父母感情不睦，时有争吵，他们也无心管我的事，因为我在他们眼里早已是"惯犯"。
妈妈悄悄安排我到台北住宿，并按时寄钱给我。不久，她离家赴美，父亲也随后跟去。从此，我的行为愈加嚣张，陆续参加了几个帮派，四处械斗、闹事。不多久，我就在家中开的咖啡厅以"不良分子集会"为由而被捕，被送进法院。
姐姐是我的精神支柱
进法院时，我只有一位亲人在台湾，就是姐姐齐豫。我记得她来法院看我时，边哭边说："你放心，别怕，你很快就会出来的。"
然而，事实并非姐姐所想像。 父亲虽是"国代"，但人在国外，再加上他个性刚愎，从不求人。很快地，我就被判刑，送进彰化市的少年辅育院。辅育院三年，父母都在国外，唯一给予我精神安慰的就是姐姐。那时，她在念"台大"，而且刚唱红《橄榄树》，是个知名的民歌手。她仍常来看我，或写信鼓励我。有一次，她带了一位陌生男子来，经她介绍，才知道是李泰祥先生，就是为姐姐写《橄榄树》的音乐家。李泰祥先生当时对我说了些"励志"的话，但我并不感激，我甚至责怪姐姐把我在这样一个"见不得人"的地方介绍给一位名人。然而，这只是我当时的自卑感作祟，往后我所以能进歌坛，姐姐和李泰祥先生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人。
辅育院内的生活是极其阴暗的，虽然设立的动机是为少年前途着想，但实际上进了辅育院的人，绝大多数只是学会了更多的坏习性，而且，即使将来出了院，还需承受社会上更多的异样眼光和压力。 从我进歌坛至今，我已从报纸上看到许多当时的同期"同学"，后来因再犯重大刑案而被枪毙或遭监禁。初进辅育院，各个牢房等级分明，牢房间的斗争也很可怕。所幸辅导员对我不坏，一直把我安排在新收班，即高中以上的班级，以免介入其中的争斗。
于是在这种环境下，我更体会出承受压力、吃苦及如何与人相处的方法。我学会了静下心来写日记，将院中三年生活点滴全记下来，而这个好习惯，使我更细心去观察、思考自己内心及周围的人与事。可惜的是，狱中三年的日记及姐姐寄给我的大部分信件，都在出狱后被父亲焚毁。父亲的理由是：过去不名誉、丢脸的事，绝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和证据让人知道。
感化院三年使我意识到，心灵迷失往往比身体的残疾更严重，它不仅会危及自己，也可能伤害别人。 |
发表于 2005-8-1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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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1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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